写作与存在——一九九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 ～纳·戈迪默(5)

不知不觉地，我曾一直专注于存在的题材： 是否如在我最初的短篇小说里，在以致命一击结果一只被猫抓伤的鸽子的必要性之中，有一个孩子对死亡和凶杀的沉思，或是否从我上学的路上产生了惊愕和对种族主义的早期意识，当时路边的那些店主——他们自己是矿区小镇盎格鲁殖民社会白人等级中处于最低阶层的东欧移民——粗暴地辱骂着那些被殖民社会定为最低等级的、根本不被当人看的那些店铺的顾客——黑人矿工。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假如我是那类人——黑人——中的一个孩子，我可能根本成不了一个作家，因为使我当作家成为可能的图书馆不对任何黑人儿童开放。因为我的正式的学校教育充其量只是粗线条的。
向他人讲话开始了一位作家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发表： 发表给任何愿意阅读我所写东西的人看。这曾是我对发表的意义自然、天真的想法，而它一直不曾改变，今天我仍这么看，尽管我意识到大多数人不愿相信一个作家心目中竟会没有一个特定的读者群;而且我还意识到： 那些诱使作家留意谁会见怪、谁会赞成纸上言语的有意无意的诱惑——一种像欧律狄刻⑭的顾盼一般，它会引导作家回到一个被毁灭天才的阴影之中。

可供替换的选择不是象牙塔的诅咒，另一个创造力的毁灭者。博尔赫斯曾经说他为朋友和消遣而写作。我认为这是对那个愚蠢的问题——常常是一种指控——“你为谁写作?”⑮——的一个恼怒无礼的反应，正如萨特的忠告——有些时候作家应当停止写作，而仅以另一种方式作用于存在——所得到的反应，当作家正受挫于对人世间不公的哀叹与对他所知最拿手的即写作的认识之间的无法解决的冲突之时。博尔赫斯和萨特二人从完全不同的否认文学具有社会目的的极端出发，当然都充分意识到了它在探索存在状态过程中扮有隐含的、不可替代的社会性角色，并从此派生出所有其他角色;在朋友中间的个人角色、在抗议示威中的公共角色等等。博尔赫斯并不是为他的朋友们写作，因为他发表作品，而我们都曾领受他的作品的恩惠。萨特则没有停止写作，虽然他在一九六八年曾站在街垒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