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存在——一九九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 ～纳·戈迪默

太初有言。
言与神同在，意谓神言，亦即那创世的言语①。可是经过人类文化若干世纪的演进，“言语”染上了其他含义，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拥有言语已逐渐同义于极权，声誉，令人敬畏且有时危险的信仰，在电视访谈节目里享有黄金时间，既有侃侃而谈的天赋也不乏喋喋饶舌的才能。言语飞越太空，从卫星上反射回来，如今比以往更接近那被认为是它所来自的天国。对我和我的同行来说，它最重要的形变却发生在很久以前，在它初次被刻画到一块石板上或描摹到莎草纸上之时;在它从声音具象为可视物，从被聆听物化为被阅读的一系列符号，然后成为手稿之时;在它穿越时间从羊皮纸旅行到古登堡②之时。这乃是作家的创世记，是将她或他写入存在的故事。
奇怪的是，这是一个双重过程，同时造就着作家及其要成为人类文化媒介中一变体的目的。它既是一个个体存在发生与发展的发育过程，也是依照那个体的性质分别对就其发育过程进行探索的适应过程。因为我们作家就是为此任务而被逐渐造就的。犹如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上帝的手迹》中与美洲虎关在一起的囚徒——他借着一天仅照入一次的光线，试图从那生灵毛皮上的斑纹解读存在的意义，我们穷毕生精力企图通过言语释译我们在各种社会中、在我们身为其中一分子的世界中所汲取的书本知识。正是在此意义上，在此无法解决、不可言说的参与关系之中，写作永远且同时是对自我和世界的探索，对个体和集体存在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