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存在——一九九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 ～纳·戈迪默(6)

然而我们为谁写作这一问题还是困扰着作家，仿佛一只铁皮罐拴在每一篇已发表的作品的尾巴上。主要是它刺耳地发出作为赞扬或污蔑的倾向性论断。在这种环境中，加缪⑯对此问题处理得最好。他说较之有倾向的文学他更喜欢有立场的个人。“要么为他整个人服务，要么根本不为他服务。如果人需要面包和公道，如果为这种需要服务而必须做必要的事情的话，他也需要纯粹的美，那是他心灵的面包。”所以加缪呼唤“生活中的勇气和工作中的才能”。而马尔克斯⑰重新定义倾向性⑱小说如是：“一个作家能够为一场革命服务的最佳方式即尽量写得好些。”
我相信这两段声明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所有写作者的信条。它们不解决当代作家曾经面临并将继续面临的冲突。但它们坦率地表述了一种如此行动的真正可能性，它们把作家的面孔断然扭向她和他的存在，这是作为一个作家存在的理由，以及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存在的理由，像任何他人一样，在一个社会环境中行动。

存在于此：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这是文学的具有特定含义的存在位置。切斯瓦夫·米沃什曾经写下呼吁：“不为国家或人民服务的诗歌算什么呢?”⑲布莱希特则描写过一个时代，当时“谈论树木几乎是一种罪行”。⑳历经如此时代，在如此地方生活和写作的时候，我们许多人都有过如此绝望的想法;萨特的解决办法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毫无意义，在那里，作家过去曾经——现在仍然——被审查和禁止写作，在那里，根本谈不上放弃言语，为了把片纸只字从监狱中走私出来，过去曾经现在仍然要冒生命危险。我们探索其个体发育过程的存在状态一直大量包含此类经验。我们的探求，用尼科斯·卡赞查基斯的话来说，不得不“作出与我们时代可怕的节奏合拍的决定”。㉑
我们有些人曾看到我们的书在我们自己国家里被禁，闲置多年不被人阅读，而我们仍继续写作。许多作家曾被捕入狱。仅仅看看非洲——索因卡、讷古基·瓦·雄果、杰克·玛潘杰在他们的国家里，而在我自己的国家，南非，杰里米·克洛宁、蒙加纳·瓦里·塞若特、布雷腾·布雷腾巴赫、丹尼斯·布鲁图斯、杰基·塞若克： 这些人都曾因在生活中所显示的勇气而入狱，现仍继续作为诗人享有谈论树木的权利。许多巨匠，从托马斯·曼到钦努阿·阿契贝，被不同国家中的政治冲突和压迫所驱逐，曾忍受了流亡的创痛，有些人便永远没有从中恢复过来，遂不复为作家;有些人则根本就没有幸存下来。我想到那些南非人： 坎·瑟姆巴、阿莱克斯·拉·古玛、奈特·纳卡萨、托德·玛希基查等。还有些作家，从约瑟夫·罗斯到米兰·昆德拉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得不首先用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字——一种外语——发表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