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存在——一九九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 ～纳·戈迪默(3)

)存在的动力仍在。它们是那些不同于当代通俗神话制造者的作家们在今天仍然创作的东西，如同古代形式的神话曾经试图创作的那样。
作家们如何对待这种关涉并继续对之进行实验，曾经是、现在仍是，也许比从前更是文学研究者们的课题。与可感知现实及此范围之外的——不可感知现实——之本质有关的作家是所有这类研究的基础，无论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概念标签，也无论作家们被归藏于什么样的分类缩微档案中以供文学编年史之用。现实是由许多因素和存在物构成的，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表现出来的和为稍事喘息而留在内心未表现出来的。可是从被视为已经过时的精神分析学，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所有文学研究都瞄准同一目标： 强制一种一致性(若非隐藏于谜语之中的原理，什么又是一致性呢?);借助方法论把作家对存在动力的把握确定下来。但生命本身是不可预测的;存在不断地被环境和不同意识层次拖到这边，拉到那边，抟成这样，揉成那样。绝没有纯粹的存在状态，因此也绝没有完全体现那不可预测性的纯粹文本，“真正的”文本。

它肯定不能被任何批评方法所触及，无论其尝试多么有趣。解构一个文本多少是一种矛盾，既然解构它即用其残片制造另一结构，一如罗兰·巴特⑧在他对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纳》所作的语言学和语义学的解析中，那么迷人而且并不讳言的作为。所以文学研究者毕竟也是某种故事讲述者。
也许除了通过艺术，就没有其他达到对存在有所理解的途径了?作家们自己并不分析他们的作为;分析将意味着足履绳索横越峡谷时朝下看。如是说并非有意把写作过程神秘化，而是要把作家为跨越不可预测性之峡谷而必须具备的高度精神集中形象化，并使之完全属于言语，犹如探险者树立旗帜。叶芝的那位飞行员在孤独飞行中内心“寂寞的愉快冲动”⑨和他的诞生于群众起义的“可怕的美”⑩，二者既对立又联合;爱·摩·福斯特朴实的“仅有联结”;乔伊斯的精选、诡谲的“沉默、狡猾和流亡”;当代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迷宫⑪，其中控制他人的权力体现在西蒙·玻利瓦尔这个人物身上，并被引导到那唯一无可争议的强权——死亡——的奴役——这些都是作家以变化无穷的方式接近存在状态的例子。任何有价值的作家都只希望发挥袖珍手电筒般的光亮——难得有通过天才而骤然亮起的火炬照入血腥但美丽的人类有关存在的经验之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