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戈迪默诺奖演说：写作与存在(8)

即使他是个平庸的作家，他的境遇也是每一位同行作家极度关心的对象，因为，除了他个人的悲惨命运之外，那还能带来什么隐含意义，什么新的对言语运载者的威胁呢?这应当是个人所关心之事，尤其应当是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所关心之事。随着独裁政权在表面上的挫败，这道以一个伟大而受人尊敬的宗教的名义召唤国际恐怖主义力量的新的凶杀指令，应当而且只能由民主国家政府和联合国当作一种对人道的侵犯来处理。
从这可怖的单数威胁，再回到那些对正处在本世纪最后的、总结性十年的作家们来说一直具有普遍性的威胁上来吧。在任何地方的高压制度下——无论是什么模式——大多数遭监禁的作家，都因他们作为公民为争取摆脱所属总体社会的压迫而进行的活动而被禁止发言。另一些人则因以尽量写好的方式为社会服务而被高压制度定罪;因为一旦艺术家以对显现在她或他周围生活中的存在状态的反叛性诚实深入地探索我们时代的可耻秘密，我们的这种审美冒险就变得具有颠覆性了;那么，作家的主题和人物就不可避免地被那个社会的压力和扭曲所塑造，一如渔夫的生活是由大海的力量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