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戈迪默诺奖演说：写作与存在(6)

向他人讲话开始了一位作家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发表：发表给任何愿意阅读我所写东西的人看。这曾是我对发表的意义自然、天真的想法，而它一直不曾改变，今天我仍这么看，尽管我意识到大多数人不愿相信一个作家心目中竟会没有一个特定的读者群;而且我还意识到：那些诱使作家留意谁会见怪、谁会赞成纸上言语的有意无意的诱惑——一种像欧律狄刻⑭的顾盼一般，它会引导作家回到一个被毁灭天才的阴影之中。
可供替换的选择不是象牙塔的诅咒，另一个创造力的毁灭者。博尔赫斯曾经说他为朋友和消遣而写作。我认为这是对那个愚蠢的问题——常常是一种指控——“你为谁写作?”⑮——的一个恼怒无礼的反应，正如萨特的忠告——有些时候作家应当停止写作，而仅以另一种方式作用于存在——所得到的反应，当作家正受挫于对人世间不公的哀叹与对他所知最拿手的即写作的认识之间的无法解决的冲突之时。博尔赫斯和萨特二人从完全不同的否认文学具有社会目的的极端出发，当然都充分意识到了它在探索存在状态过程中扮有隐含的、不可替代的社会性角色，并从此派生出所有其他角色;在朋友中间的个人角色、在抗议示威中的公共角色等等。博尔赫斯并不是为他的朋友们写作，因为他发表作品，而我们都曾领受他的作品的恩惠。萨特则没有停止写作，虽然他在一九六八年曾站在街垒之前。

然而我们为谁写作这一问题还是困扰着作家，仿佛一只铁皮罐拴在每一篇已发表的作品的尾巴上。主要是它刺耳地发出作为赞扬或污蔑的倾向性论断。在这种环境中，加缪⑯对此问题处理得最好。他说较之有倾向的文学他更喜欢有立场的个人。“要么为他整个人服务，要么根本不为他服务。如果人需要面包和公道，如果为这种需要服务而必须做必要的事情的话，他也需要纯粹的美，那是他心灵的面包。”所以加缪呼唤“生活中的勇气和工作中的才能”。而马尔克斯⑰重新定义倾向性⑱小说如是：“一个作家能够为一场革命服务的最佳方式即尽量写得好些。”
我相信这两段声明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所有写作者的信条。它们不解决当代作家曾经面临并将继续面临的冲突。但它们坦率地表述了一种如此行动的真正可能性，它们把作家的面孔断然扭向她和他的存在，这是作为一个作家存在的理由，以及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存在的理由，像任何他人一样，在一个社会环境中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