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戈迪默诺奖演说：写作与存在(7)

存在于此：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这是文学的具有特定含义的存在位置。切斯瓦夫·米沃什曾经写下呼吁：“不为国家或人民服务的诗歌算什么呢?”⑲布莱希特则描写过一个时代，当时“谈论树木几乎是一种罪行”。⑳历经如此时代，在如此地方生活和写作的时候，我们许多人都有过如此绝望的想法;萨特的解决办法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毫无意义，在那里，作家过去曾经——现在仍然——被审查和禁止写作，在那里，根本谈不上放弃言语，为了把片纸只字从监狱中走私出来，过去曾经现在仍然要冒生命危险。我们探索其个体发育过程的存在状态一直大量包含此类经验。我们的探求，用尼科斯·卡赞查基斯的话来说，不得不“作出与我们时代可怕的节奏合拍的决定”。㉑
我们有些人曾看到我们的书在我们自己国家里被禁，闲置多年不被人阅读，而我们仍继续写作。许多作家曾被捕入狱。仅仅看看非洲——索因卡、讷古基·瓦·雄果、杰克·玛潘杰在他们的国家里，而在我自己的国家，南非，杰里米·克洛宁、蒙加纳·瓦里·塞若特、布雷腾·布雷腾巴赫、丹尼斯·布鲁图斯、杰基·塞若克：这些人都曾因在生活中所显示的勇气而入狱，现仍继续作为诗人享有谈论树木的权利。许多巨匠，从托马斯·曼到钦努阿·阿契贝，被不同国家中的政治冲突和压迫所驱逐，曾忍受了流亡的创痛，有些人便永远没有从中恢复过来，遂不复为作家;有些人则根本就没有幸存下来。我想到那些南非人：坎·瑟姆巴、阿莱克斯·拉·古玛、奈特·纳卡萨、托德·玛希基查等。还有些作家，从约瑟夫·罗斯到米兰·昆德拉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得不首先用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字——一种外语——发表新作。

接着在1988年，我们时代的可怕节奏在一阵前所未有的狂乱中加快了，作家则被召唤向那狂乱提交言语。在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漫长的近现代进程中，作家们一直在为政治之外的原因遭受辱骂、查禁甚至流放。福楼拜因猥亵而被拖入法庭，由于《包法利夫人》;斯特林堡因渎神而被传讯，由于《结婚》;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遭禁——有过许多所谓冒犯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习俗的事例，正如有过反叛政治独裁的事例。可是，在一段时期里，像法国、瑞典和英国这样的国家对表现自由提出如此指控会是闻所未闻的，有一种势力崛起了，它从远较社会习俗广泛得多且远较任何单一政治体制的权力强大得多的某种东西那里获取了它那惊人的权威。一个世界性宗教的敕令把一位作家判处了死刑。
三年多来，现在，无论躲在哪儿，无论到哪儿，萨尔曼·拉什迪都生存于伊斯兰宗教法官㉒对他的宣判之下。任何地方都没有他的避难所。每天清晨这位作家坐下来写作时，他不知是否会活过这一天;他不知是否纸页将被写满。萨尔曼·拉什迪碰巧是一位优秀作家，那部他因之被枷锁示众的小说《撒旦诗篇》，是一次富有创意的、对我们时代中最强烈的存在经验之一——在一个后殖民时代的世界中，在两种被扯到一起的文化之间过渡时的个体人格——的探索。一切都被通过想象力的折射重新检验了：性爱与孝道的意义，社会认可的仪式，对在不同生活处境中其主观因环境而与宗教的和世俗的不同信仰体系相对立的个人来说，一个正在成形的宗教性信仰的意义等等。他的小说是一部真正的神话学。可是，虽说他为欧洲的后殖民地时期意识做了君特·格拉斯曾以《铁皮鼓》和《狗年月》为后纳粹时代意识所做的事情，或许甚至还曾试图接近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为我们存在之苦恼所做的事，但他的成就水平应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