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戈迪默诺奖演说：写作与存在(5)

‘咬住他’和‘抓住他’是普通的无尾小黑狗，它们独自呆着的时候没有人会注意它们。可是还有‘永不再有’。‘永不再有’是一只杂种丹麦大狗，有着一副千百年极精心的育种都绝对生产不出的相貌。‘永不再有’是个吉卜赛人。”⑬在我生长于斯的南非金矿区那座小镇上，我就是那杂种狗“永不再有”(尽管我绝少可能被描写成丹麦大狗……)，在它身上找不到公认的小镇人特征。我就是那吉卜赛人，用第二手的词语敲敲打打，通过学习所阅读的东西修补着自己写作的成果。因为我的学校就是当地图书馆。普鲁斯特、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举几位使我成为作家的有功者——则是我的老师。在我生命的那一段时期，是的，我曾是那种认为书本是用另一些书本制造出来的理论证明……但是我没有如此停留很久，我也不相信任何有潜力的作家会如此。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也开始了最初的通过性冲动求异的行为。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从那时起，表现在游戏中的想象力便迷失于对欲望和爱情之白日梦的专注中，而对于那些将要成为某一种艺术家的孩子来说，这继出生危机之后的第一次人生危机还另有一些附加的作用：想象力通过对新的骚动的情感进行主观的折射而获得扩展。作家开始能够进入他人的生活。既远远站立又涉足其中的过程来临了。
不知不觉地，我曾一直专注于存在的题材：是否如在我最初的短篇小说里，在以致命一击结果一只被猫抓伤的鸽子的必要性之中，有一个孩子对死亡和凶杀的沉思，或是否从我上学的路上产生了惊愕和对种族主义的早期意识，当时路边的那些店主——他们自己是矿区小镇盎格鲁殖民社会白人等级中处于最低阶层的东欧移民——粗暴地辱骂着那些被殖民社会定为最低等级的、根本不被当人看的那些店铺的顾客——黑人矿工。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假如我是那类人——黑人——中的一个孩子，我可能根本成不了一个作家，因为使我当作家成为可能的图书馆不对任何黑人儿童开放。因为我的正式的学校教育充其量只是粗线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