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我的于勒叔叔(2)

掉了钮扣，撕破裤子，我都得狠狠地挨一顿骂。
但是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打扮得衣冠楚楚，到防波堤上去兜一圈。我的父亲穿着常礼服，戴着大礼帽和手套，让我的母亲挽着胳膊，我的母亲打扮得像一艘节日里挂满彩旗的海船。我的两个姐姐总是最先做好准备，等着出发的信号；但是到了最后一分钟，一家之主的那件常礼服上总会发现一块忘掉揩去的污迹，必须赶快用蘸汽油的破布把它揩掉。
我的父亲，大礼帽留在脑袋瓜上，光穿着背心，露出两只衬衫袖子，等着这道工序完工；我的母亲呢，戴上她的近视眼镜，脱掉手套，免得弄脏了，抓紧时间干完。
接着就十分隆重地上路了。我的两个姐姐挽着胳膊，走在前面。她们已经到了结婚年龄，趁这个机会让她们在市区里露露面。我走在母亲的左边，父亲始终不变地走在右边。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的可怜的父母在这种星期日散步时的故作庄重的态度，不苟言笑的面容，一本正经的步态。他们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朝前走，腰杆笔挺，两条腿僵硬，就像有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的成败取决于他们的举止。
每个星期日，我的父亲看见那些从遥远的、不知道的国家归来的大海轮驶进来，总会一成不变地说出这句同样的话：

“瞧！如果于勒在上面，那会让人感到多么惊喜啊！”
我的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以前是家里的祸害，现在成了家里的惟一希望。我打小时候起就听见谈起他，我觉着自己一眼就可以把他认出来，因为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对他那么熟悉。他一直到动身去美洲以前的生活中的详情细节，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虽然家里人谈到他这个时期的生活都把嗓音压得低低的。
据说，他的人品很坏，也就是说，他胡乱地花光了一些钱，这对穷苦人家来说，是莫大的罪恶。在有钱人家，一个吃喝玩乐的人，不过是“干蠢事”而已；是人们笑嘻嘻地称之为花天酒地的那种人。在贫困人家，一个逼得父母花费老本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坏人，一个无赖，一个怪物。
这个区别是公正的，虽然事实都是一样，因为只有后果决定行为的严重性。
总之，于勒叔叔先把他应得的那一部分遗产挥霍得一文不剩，接下来又大大地减少了我父亲指望得到的份额。
按照当时人做的那样，他被送上一艘从勒阿弗尔开往纽约的商船，让他到美洲去。
我的于勒叔叔到了那边，一开始也不知捣腾什么买卖，没过多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一点钱，他希望能够补偿由他造成的我父亲的损失。这封信在家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于勒，正像人们说的，这个一钱不值的人，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正人君子，一个有良心的孩子，一个像所有达伏朗什家的人一样正直的、真正的达伏朗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