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之死（赵毅衡译） 罗兰·巴特(4)

自我们现在知道文本不是一行释放单一的“神学意义（从作者——上帝那里来的信息）的词，而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各种各样的写作（没有一种是起源性的）在其中交织冲突着。文本是来自文化的无数中心的引语构成的交织物。那些永恒的抄写员像布瓦尔和佩居榭一样，又庄严又诙谐，他们含义深刻的荒谬可笑恰恰表示了写作的真谛，手势总是在先，作家只是模仿手势而已，永远也不是起源性的。作者唯一的力量是以某种方式混合各种写作，用一些写作对抗另一些写作，以致完全不依靠哪一种写作。如果他确实是想表达自己，至少他必须懂得，他想“翻译”的内部事物”本身只是现成的词典，词典的词只通过别的词才能解释，等等，以至无限。年轻的托马斯·德·昆西在这方面的工作是个范例。他精通希腊语。为了把非常现代的思想和形象译成那种死语言，正像波德莱尔在《虚构的天堂》中告诉我们的，他“为自己创造了可靠的词典，比耐心的纯文人所编纂的要详尽而复杂得多的词典”。
现代撰稿人在作品之后，不再有激情幽默、感情和印象，只有这部巨大的词典。从词典中他得出写作，不停止的写作。生命只不过是对书的模仿，书本身只是符号的交织物，只是对丢失的、无限延期的事物的模仿。
作者一旦除去，解释文本的主张就变得毫无益处。给文本一个作者，是对文本横加限制，是给文本以最后的所指，是封闭了写作。这样一个概念对于批评很合适，批评接着把从作品下面发现作者（或其本质：社会，历史，精神自由）作为己任。找出作者之时，文本便得到“解释”——批评家就胜利了。因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作者占有支配地位，也就是批评家占有支配地位；另外，尽管批评是新出的，今天它的地位和作者的地位一样受到损害；这些都毫不足怪。在写作这个复杂体中，每个成分都要解开，但什么都不要解释。结构可以在每一点、每一层次上被跟踪，被抽出（像长统袜的丝线那样），但下面没有任何东西。写作这个空间应当被扫描而不是扯碎。写作不停地安放意义，又不停地使意义蒸发，对意义实行系统的免除。文学（最好以后叫做写作）拒绝对文本（对作为文本的世界）指派“秘密”的最终意义，这样恰恰是解放了可以称为反神学的活动性，这其实是革命的活动性，因为拒绝把意义固定化，最终是拒绝上帝及其本质——理性、科学、法律。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巴尔扎克的句子。没有人“说出”这个句子。句子的源头，说话的声音，实际上不是写作的真正地点写作就是阅读。另一个恰当的例子有助于说明这一点，让-皮埃尔·维尔南最近的研究表明希腊悲剧构成上的歧义性：其文本由带有双重意义的词交织而成，剧中人都是单方面各执义（这种永恒的误解恰恰是悲剧之所在）。但是，有人懂得每个有歧义的词，此外，还懂得在他面前说话的角色的弦外之音，这人不是别人，而是读者（这里是听者）。写作的全部存在就这样揭露出来了：文本由多重写作构成，来自许多文化，进入会话、模仿、争执等相互关系。这种多重性集中于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读者，而不是像迄今所说，是作者。读者是构成写作的所有引文刻在其上而未失去任何引文的空间；文本的统一性不在于起源而在于其终点。然而这种终点再也不能是个人的，读者没有历史、传记、心理，只不过是把在一个单一领域中书面的文本赖以构成的所有痕迹执在一起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