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之死（赵毅衡译） 罗兰·巴特(2)

一般文化中可见到的文学形象，都一概集中于暴君般的作者，作者的人性、生平、情趣和感情；批评的大部分内容依然是在说波德莱尔的作品是由于做人失败，凡·高的作品是由于疯狂，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是由于罪孽感。批评家总是从产生一部作品的男人或女人身上寻找作品的解释，好像事情从来都是通过小说的或多或少透明的譬喻，作者个人的声音，最终把秘密吐露给“我们”。
虽然作者仍处于强有力的支配地位（新批评的所为，反而加强了这种倾向），但不用说，某些作家长期以来就一直试图削弱这种支配地位。法国的马拉美，毫无疑问是首先充分看到、预见到有必要用语言取代作者的人，而直到那时，一般批评家还认为作者是语言的主人。马拉美认为（我们也持有相同观点）：是语言而不是作者在说话；写作是通过作为先决条件的非个人化（绝对不要跟现实主义小说家的阉割观混为一谈），达到只有语言而不是“我”在起作用、在“表演”。他的全部诗学就在抑作者而扬写作（正像我们以后将看到的，这是恢复读者的地位）。瓦莱里为自我的心理学所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稀释了马拉美的理论。但他对古典主义的鉴赏力使他转向修辞的剖示，他对作者的作用的怀疑从未停止过。他嘲弄作者，强调作家活动的语言方面，似乎作家的活动都有偶然性；他的全部散文作品，说明文学的语言方面是重要的。

在这一点面前，一切诉诸于作家内心活动的尝试，在他看来都是纯粹的迷信。尽管普鲁斯特的分析带有心理学的性质，但可以看到，他所关注的工作，是通过精雕细刻，无情地把作家及其人物之间的关系弄得模糊不清。普鲁斯特的叙述者不是那个看见了、感受到了的人甚至也不是那个在写作的人，而是将要写作的人（小说中的年轻人——我们不知道他的年龄，他是谁——想写作但写不出来，直到小说结束之时，写作终于可能开始），普鲁斯特把史诗献给现代写作。事情要从根本上颠倒过来：不是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作家的生命倾注于小说中，而是作品是他的生命，他自己的书是生命的模型；这样，对我们说来事情很清楚，夏尔吕并不模仿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在其轶事式的、历史的现实中——只不过是从夏尔吕派生而来的次要的碎片而已。最后，只说一说现代性的史前现象：超现实主义虽然它不能给语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语言是系统，这个运动的目的——信码的直接毁灭——本身是虚幻的：
信码无法摧毁），只能“暴露其弱点”，都不断使期望中的意义忽然脱节（即超现实主义有名的“颠簸”），使手尽可能快地把头脑自身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写出来（自动写作），接受几个人一起写作的原则和经验，等等。超现实主义的做法，所有这些手法都有助于使作者的形象非神圣化。姑且不论文学本身（因为这些区别的确变得无效），语言学最近表明：整个说明过程都是空空洞洞，无需对话者这个人来填充，功能照样完整无缺。语言学就这样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手段，使作者归于毁灭。从语言学上说，作者只是写作这行为，就像“我”不是别的，仅是说起“我”而已。语言只知道“主体”，知“个人”为何物；这个主体，在确定它的说明之外是空洞的，但它却足以使语言“结而不散，也就是说，足以耗尽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