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阴暗面（附按）(3)

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写在<坟>后面》《坟》 ）
巨人掮起“黑暗闸门”的意象便由此产生了。
鲁迅的愤怒在他对文学的蔑视中找到了突破口。1925年鲁迅在应某报邀约给中国的青年开列一份书单中，他写道：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
但我要珍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青年必读书》《华盖集》）
尽管这不是鲁迅最好的作品，僵尸与活人的对比也是另一个夸大闹剧的例证，但这是他宁愿眼睁睁看着过去被埋葬被遗忘的诅咒。按鲁迅的说法，一个人活着的证据是其可以行动，但至今也没有多少鲁迅的“行动”被人记住。矛盾的是，鲁迅的声望反而建立在他自评颇低的文学工作之上。鲁迅另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他对其文学生涯的不以为然听起来更为可悲。鲁迅死前数日曾给其独子留下遗言：
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死》《且介亭杂文末编》）。
如果这不是鲁迅对其人生自认失败的承认，那一定是他确信人的一生有比写作更有价值的事。
所以鲁迅成为一个作家，且著作颇丰，纯属意外。他精心培养的写作手艺实际上是违背他本人意愿的。尽管鲁迅依赖文言词汇与修辞来构成白话文章，他的诗才是承担其处于矛盾历史地位的象征。鲁迅写诗具有间歇性，数量也不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旧体诗质量是绝好的。这些诗至少在精炼和富有苦难与讽刺的幽默方面毫不逊色于他自己的白话杂文。且也具有那“
凝结的火焰
”和“
一切青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野草》《死火》）
”一般的凄美。但这些诗仍是那些不通传统文化的读者难以明晓的传统文言习作，这些习作服务于一个可疑的公众职能但却能将读者与作者的能量都转向行动。在这些私人的，尤其是只被少数亲友阅读过的作品中，鲁迅不再只满足于一时心血来潮：他以前人的方式写诗，在“死的语言”里他满足于“僵尸的乐观”，有时或竟是“悲观”。尽管鲁迅显然疏忽了他的公众职责，他也没必要在与朋友通信时同循迹无名庸众比更为孤寂。当大众不再有问题给他教导、辱骂、讽刺、鼓舞或吓褪自满，诡辩、装腔作势与演讲也可以被扔在一旁了。虽然鲁迅站在极端反对旧中国和旧中国书籍的立场上，他却有时也将自己完全浸淫在饱含传统与晦涩的古诗之中。鲁迅本身完全适应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并且无论时局动荡与更易或政治的变革，他都能从中提取到他应得的一份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