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格拉斯诺奖演说：什么让书和作家如此危险(7)

作家总是揭开被捂住的伤口
权势者的病态的情绪迫使苏格拉底饮鸩而死，逼得奥维德四处流亡，导致塞内加（Seneca）割开了他的血管。多少世纪以来，直到今天，西方文苑的最甜美的果实仍然列在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上。拥有绝对权力的王公贵族的检查制度，使得欧洲启蒙运动从中学到了多少躲闪其辞的迂回战术？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了多少作家，查禁了多少语言文字？多少作家成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统治的牺牲品？今天，在诸如中国、肯尼亚和克罗地亚这样的国家，作家处在怎样的高压之下？
我来自一个焚烧书籍的国家。我懂得焚毁可恨的书籍的欲望依旧是（或再一次成为）我们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必要时，它还找到了适当的电视屏幕来展现，从而拥有广大观众。但是，更糟糕的是，对作家的迫害，包括暗杀的威胁和暗杀行为本身，在全球都有上升趋势，因此，这个世界已经日益习惯于这种恐怖。诚然，地球上称其为自由世界的那一部分，有时会提高呼吁的声音，例如，在 1995 年的尼日利亚，当诸如肯·萨罗－维瓦（Ken Saro-Wiwa）这样的作家及其支持者，由于采取反对所在国家的污染物的立场而被判处死刑时，我们听到了强烈的呼吁，但他们惨遭杀害之后，事情很快就恢复平静，因为生态学的考虑也许会影响世界上的这个头号石油巨擘的利益。

造成书籍及其作家如此危险以致于教会和国家、决策机构和大众媒体感到需要出面反对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言禁和更坏的情况往往并不是直接抨击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带来的后果。更主要的原因总是因为文学作品所影射的这一思想：真理只能存在于复数形式中，也就是说，不存在作为单数形式的唯一的真理，而只有多元真理的集合体。正是这种文学的含沙射影使得这种或那种真理的捍卫者感到危险，感到性命攸关的危险。因此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家就其本义而言，是不能把历史描绘成太平盛世的，他们总是迅速揭开被捂住的伤口，他们在关闭的大门背后窥视，发现了食品柜里吃剩的骨头，发现有人甚至贪吃神圣的乳牛，或者，例如斯威夫特，他以反语建议：在英国贵族的厨房里，不妨把爱尔兰儿童“烧、炙、烤、煮”，好好享用。换言之，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神圣的东西，资本主义更不是什么神圣的货色，这就使他们成为冒犯权贵的人，甚至成为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