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格拉斯诺奖演说：什么让书和作家如此危险(5)

今天，我可以像小时候一样全神贯注地阅读，但我再也没有像那次一样着迷了。我家的书籍那时摆在蓝色帷幕的窗格玻璃后面的书架上。母亲是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她把陀斯托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并列在一起，夹杂着哈姆森（Hamsun）、拉阿比（Raabe）和维基·包姆（Vicky Baum）的小说。塞尔玛·拉格洛芙（Selma Lagerlof）的《贝林的故事》是容易到手的。我后来继续到市立图书馆去读书，但我母亲的藏书给我提供了最初的冲动。她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开店铺的妇女，有时却不得不把货品赊给信誉不可靠的顾客。她也是一个极为爱美的人，经常靠简陋的收音机听歌剧，听轻松的乐曲，高兴地听我讲得愈来愈好的故事，她还经常去市立剧院，也多次带我去看戏。
几十年前，我在布满虚构人物的作品中以史诗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童年轶事。今天，我在这里重温旧事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有助于我回答这个问题：“是什么把你造就为一个作家？”整天地陷入白日梦的能力，一般意义上的玩弄语言的工作，此外，与其说是为了我自己的目的还不如说是为了语言的目的，因为坚持真理就会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一句话，被广义地视为天才的东西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所有这些突发奇想的才华，之所以能转化为一种具有恒力和深度的载体，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牧歌中的那种突发性的政治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