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格拉斯诺奖演说：什么让书和作家如此危险(4)

是的，我爱大声朗读。长期伴随着我的这个伴侣的多音符号的健谈不断在呼唤我，使我把逐字逐句抄写的文字变为一部部手稿。当我向听众朗诵某些篇章时，我感到没有什么比我自己的书更令我喜欢——这些书好久以前就已经流到那个封闭地区，已经化为读者自己的财富。早已过了语言的断奶期的青年，头发花白却仍然贪读的老人，把那种书面语言变成了他们的口头语言。具有魔力的作品一本接一本面世。赢得一种立场，逆时代潮流写作，在他的路上铺设站得住脚的真理，这就是这位作者信仰的原始宗教。每个人都相信他的不言而喻的许诺：未完待续……然而，我是如何成了一个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所有这一切是如何一齐令人惊异地写到了白纸上呢？是一种怎样清高的家庭教养使一个孩子达到如此狂热的地步呢？
我早在 12 岁那年就想当艺术家。这个念头与二战爆发时我的想法是一致的，那时我住在但泽的郊区。但是，我的职业发展的第一次机遇等待了好久，直到次年我在“希特勒青年”杂志《伸出一只手！》（Hilf Mit！）上发现了一个诱人的机会。那是一次有奖故事竞赛。我立即写出了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受到母系背景的影响，这部小说题为《卡苏比亚人》，但情节并未发生在这个人口愈来愈少的小民族的痛苦的现状中，而是发生在１３世纪的一段新旧交替时期。在那旧王已死新王尚未即位的权力的真空中，土匪、强盗把持道路，一个农夫对正义的唯一要求就是“袋鼠法庭”，即不依国家法律程序而私设的公堂。

我现在还记得起的是，对卡苏比亚的偏僻乡村的经济状况作了简单交代之后，我开始描绘种种掠夺、抢劫和复仇的杀戮。掐死人、杀死人然后用烤肉的叉子串起来的细节比比皆是，被“袋鼠法庭”吊死处决的人也相当多。在第一章结尾，所有的主要人物和大批次要人物都死光了，有的被埋葬了，有的却暴尸于野，填了乌鸦的肚皮。由于我的文体感不容许我把尸体化为幽灵，把小说转变为鬼怪故事，我就必须承认这是一次失败，我只得给它一个意外的结尾，不必“未完待续……”。当然，这样收场是不好的，但这个作家生手学到了一点教训：下一次他应当对他笔下的人物表现得温和一些。
我开始读得愈来愈多。我有自己的阅读方式：把指头塞进耳朵。让我解释一下，我的一个妹妹和我在狭窄的环境中长大，家里只有两间房，因此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房间，甚至经常挤在一个角落里。长此以往，这反而变成了一件好事，也就是说，我在童年时代学会了在人群中间在嘈杂环境中如何集中精力。我可以在鸣响的铃铛声中阅读，我经常沉浸在书本的世界。我的母亲是喜欢开玩笑的，有一次，她拿走我已经咬了几口的面包卷，换了一条肥皂摆在我面前，站在旁边盯着我，可我一眼也不瞧就去拿肥皂，张口就咬，差不多嚼了一分钟，那种怪味才使我从纸上的奇遇中走出来。这样一来，母亲就对一个邻居夸耀说，她的儿子读书时是如何聚精会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