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莱希特和马克思（陈越、王立秋译） 阿尔都塞(6)

由此导致了在马克思和布莱希特那里的实践的革命。问题不在于制造一种新的哲学，或一种新的戏剧。问题在于在哲学内部建立一种新的实践，使得哲学不再是对世界的解释，即神秘化，而是有助于对世界的改造；问题在于在戏剧中建立一种新的实践，使得戏剧不再是神秘化，即烹调术娱乐，而是让它也有助于对世界的改造。这种新的实践的最初后果，就应该像这样建立在对哲学和戏剧的神秘化作用的破坏之上。不是废除哲学和戏剧，而是废除它们的神秘化作用。因此必须对事情直呼其名，对哲学直呼其名，对戏剧直呼其名，把哲学放回真正属于它的位置，也把戏剧放回真正属于它的位置，为的是把这种神秘化暴露为神秘化，同时也让人看到真正属于哲学和戏剧的功能。这一切当然是应该在哲学中、在戏剧中进行的。为了把哲学和戏剧放到真正属于它们的位置，就必须在哲学和戏剧的内部实现一种移置（spostamento）。
在这一点上也一样，马克思和布莱希特的情况非常相似。正是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布莱希特所说的Verfremdungseffekt，人们相当不错地把它翻译成法语的间离效果（effet de distanciation），但我更愿意把它翻译成移置效果（effet de déplacement），或错位效果（effet de décalage）。

这种效果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戏剧技术上的效果，而应该理解为戏剧实践上的革命的普遍后果（effet）。问题不在于变换位置，对演员表演中的某些细微要素进行移置，问题在于这种移置关系到戏剧条件的整体。同样的规则对哲学也有效。因而问题在于移置的整体，它构成了那种新的实践。
在所有这些移置中间，存在一种根本性的移置，它是其他所有移置的原因，同时也概括了其他所有的移置，这就是观点的移置。马克思和布莱希特的伟大教诲，就是必须对所有哲学和戏剧问题由以考虑的普遍观点进行移置。必须放弃对世界的思辨解释（哲学）或审美烹调术享受（戏剧）的观点，必须自我移置，以便占据另一个位置，一个大致说来是政治的位置。我刚才说，在哲学中和在戏剧中，是政治在说话，但它的声音通常被掩盖了。必须把言语还给政治，因而必须对哲学的声音和戏剧的声音进行移置，以便人们听到的声音是从政治的位置上发出的声音。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哲学中的党派立场。在布莱希特那里，有一整套表达方式等于是说，必须占据一个戏剧中的党派立场。这里的党派立场，不应该理解为等同于政治中的党派立场的某种东西，因为哲学和戏剧（或艺术）都不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