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莱希特和马克思（陈越、王立秋译） 阿尔都塞(4)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确切地说：布莱希特的戏剧不是一种实践的戏剧，在他那里存在的新东西，是一种新的戏剧实践。
还必须走得更远。是什么让马克思和布莱希特能够在哲学和戏剧中提出一种新的实践的呢？是一种根本的条件：对哲学（对马克思来说）和戏剧（对布莱希特来说）的性质和机制的认识。
这就是完全具有决定性的一点。至于这种对哲学和戏剧的性质和机制的认识，是否构成了大部头理论著作的对象，则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可以期望的，但并不是绝对必需的。无论是哲学，还是戏剧，我们至今还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关于其性质和机制的理论。从这个观点看，马克思和列宁对关于哲学的性质和机制的理论是“朴素的”，正如布莱希特对关于戏剧的性质和机制的理论是朴素的一样。随你怎么想，从那些——总是需要明确而完美的理论论著的——哲学教授的观点看，他们在理论上是朴素的。但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新的事实、新的实践，即便这些革命性的事实和实践没有成为明确而完美的理论话语的对象。正是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哲学实践中，正是在布莱希特的戏剧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各自的对象——哲学或戏剧——的性质和机制的、多少有所明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