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莱希特和马克思（陈越、王立秋译） 阿尔都塞(7)

哲学是不同于科学的东西，是不同于政治的东西。戏剧也是不同于科学和政治的东西。因而问题不在于把哲学和科学、哲学和政治、戏剧和科学、戏剧和政治等同起来。而是必须在哲学中，如同在戏剧中，占据一个代表（représente)政治的位置。而为了占据它，当然，就必须找到它。这并不容易，因为要想知道这个在哲学中和在戏剧中的政治的位置在哪里，就必须知道哲学和戏剧如何发挥功能，以及政治（和科学）如何在其中被代表。人们用肉眼是看不到这个在戏剧中的政治的位置的。（这个位置，很可能是在历史中自我移置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很可能政治在哲学和戏剧的历史中是要变换其代表的。）
一旦人们实现了这种根本性的移置，其他所有移置就都顺理成章了。在现实中，这一切是同时进行的。我是为了阐述的明晰起见，才做了这些区分。在现实中是没有这些区分的。
布莱希特谈及的所有那些效果都是这种根本性移置的后果。我可以试着列举如下。
一、首先必须——相对于观看者头脑中存在的、关于戏剧的意识形态——对戏剧进行移置。为此，必须“让人看到”（montrer）戏剧就是戏剧，仅仅是戏剧，而非生活。必须让人看到舞台就是舞台，它人为地搭在观看者面前，而不是大厅的延伸。必须让人看到在大厅和舞台之间有一段虚空，一段距离。必须让人看到这段距离就在舞台本身之上。由此才有了关于布景、照明、道具、服装、海报、标牌、歌曲等等的一整套技术改革。必须打破观看者（les spectateurs）和场景（le spectacle）之间的共谋关系，那是一种被神秘化的共谋关系。这里的问题在于一种物理的移置，它让人看到了戏剧和观看者不希望看到的事情：戏剧不是生活。

二、其次必须——相对于传统观念——对关于剧作的观念进行移置。这就是布莱希特在谈论“史诗体”的时候思考的事情。这首先关系到导演的观念，当然还有写作剧本时的作者的观念。但导演的观念完全是决定性的。人们可以把一个好剧本演糟（例如TNP［国立人民剧团］的《大胆妈妈》），也可以把一个不太好的剧本演得很好（例如《我们的米兰》）。这种移置的本质在于对剧作去中心化，在于避免使剧作获得一种观众对生活、冲突、戏剧及其结局形成的自发表述的形式。我们可以在概括这种移置的同时，举出一个完全是象征性的例证，并且说明剧作所具有的中心不应该在自身之中，而应该在自身之外，或者说在剧作中不应该再有主角 ，在剧作中不应该再有那种一切都在场并得到概括的大场面、那种经典冲突的大场面。例如，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中的一个天才之举，就是没有让人看到审判的大场面（参见多尔）。
对伽利略的审判，那是所有人都料想会看到的。所有人都料想会听到伽利略说出那句历史性的话，关于地球的：“但它还是在转动！”布莱希特没有让人看到审判，伽利略也没有说出那句历史性的话。结果是，剧作的中心不在剧作之中，而在剧作之外，这个中心，人们是永远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