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的悲剧性研究(6)

而最重要的情感维系弟娃因病而死后，踏上流浪旅途的阿青，便开始寻觅弟娃的替代者以填补内心的空虚。小说中于是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酷似弟娃的角色：赵英、小弟、娃娃脸等，阿青一次次尝试着用与弟娃曾经相处的模式与他们相处，其中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阿青扮演母亲角色与痴呆的小弟构建起“另类家庭”，正是一种排除父亲/权的新型家庭关系模式的尝试。从这一点来看，《孽子》似乎与其出版十年后才在台湾产生巨大影响酷儿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该理论认为社会和制度限制了人际关系的更多可能性，而同性恋的生活方式的价值就在于发明了新的人际关系。[14]阿青与小弟建立新的家庭和归属的努力在这一层面上无疑是对于既定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的突破和反抗。
或许白先勇正是在书写阿青每一次的努力尝试之中希望能肯定/证实这种相处模式的可行性，但却没有给阿青圆满的结局。阿青迎来的是一次又一次悲剧：赵英恐慌逃离、小弟被警察送走、娃娃脸告别，即便《孽子》中看似给了阿青和罗平一个看似充满希望的未来，但在白先勇后续的同志创作中依旧延续了悲剧的安排，《Danny boy》中丹尼、云哥因艾滋而死，《Tea for two》中安弟惨死于飞来横祸……这些看似意外的结局是白先勇同志小说中相对固定的悲剧情节模式，而这很可能意味着白先勇始终意识到这种相处模式在现实中得以圆满和长久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外界的极小的接纳度和接纳空间，加之如艾滋病等疾病等问题，同性恋者想要在一个异性恋主流的传统社会中健全地生存下去而不受到迫害是艰难的。正是出于这一点，白先勇在不断探寻阿青们摆脱父权、摆脱主流社会压抑的新的生活道路的同时，又不断对此进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