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的悲剧性研究(7)

由此，《孽子》的悲剧性在于父权社会逐渐瓦解转型的过程里，剪不断与父亲的联结又无法找寻到更适合同志人群的生活出路的两难状态。
四、悲剧的呈现：诗的意味
《孽子》所揭示的悲剧内涵，无论是父亲/权的巨大阴影对同性恋儿子们感情、欲望的伤害，还是同性恋儿子们寻求新的同志人群生活方式与出路时遭受的悲惨经历，实际上都有激烈的冲突在里面，但《孽子》中悲剧的呈现方式不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而是采用了一种温情的、悲悯的叙述方式，将尖锐的现实变成一层悲凉之雾，弥漫在小说中。这种叙述方式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中和”“哀而不伤”的（悲剧）美学观，一种迂回婉转的含蓄美学风格，为读者留下无穷的余地去回味，这正是白先勇在创作中对中国文学境界追求的延续。在他非同志小说的创作中，也对中国文学传统有所化用，但《孽子》独特的悲剧呈现确实是有别于其他同志文学的重要特征，而其含蓄美学风格也将阿青等“孽子们”的凄惨命运以一种浓厚且不可名状的沉重悲感表现的淋漓尽致。
《孽子》的悲剧氛围具有一种浓郁的诗意。法国书评家雨果·马尔桑将《孽子》比喻为“上涨的江河”，作者在小说中“诗意地把真实的氛围记录下来，又以黑夜如梦一般的面纱使它改观”[15]。白先勇通过对中国传统诗学中比兴手法的化用呈现出这种诗意。比兴传统起源于先秦时期的《诗经》创作中，意指物象激起情感以达到情景交融之境。小说中，星火、红莲花、痛的眼睛是龙子追悼阿凤时的固定物象，由这些物象激起的是这样一种情境：“火！火！火！我看见满天的星火都纷纷掉了下来，落在莲花池里，在熊熊的燃烧[16]”龙子杀死阿凤刹那的感情爆破完全消融于这幅印象式的写意画中。又如口琴、娃娃脸、童军制服和夕阳暮色，都会牵动阿青对弟娃深深的怀恋。这一再出现的极度痛苦的悲剧体验一次次在情景交融中被稀释，却化为更浓厚的凄凉与悲哀，以浓郁的抒情填补小说叙事的“无事[17]”带来的空缺，使小说的悲剧性更加朦胧氤氲，不可名状。

《孽子》在叙事结构上化用了中国传统叙事中的缀段式结构，使小说的悲剧内涵得以更深刻地表达。缀段式结构是中国传统叙事中特有的方式。美国学者罗溥洛在研究中国小说时指出:“很像没有连贯性的插曲的组合，普遍地结构松散。[18]” 西方学者将这种结构模式称为“缀段式”。《孽子》的情节由一小段一小段的组合而成，并无贯穿的主线索，而是随着各色人物的出场铺衍开去。小说借助阿青这样一个流落到新公园不久的角色，作为叙述者，使读者能够透过他的视线进入新公园同性恋者的“王国”，小玉、吴敏、老鼠、龙子、阿凤、盛公等等同志人群的悲惨经历，那些在黑夜里买春的嫖客哭诉的心酸往事，还有赵英、小弟、娃娃脸……他们在阿青的流浪之旅中出现又消失，承担起一段段小小的情节，流露下一段段短暂的人生，于是同性恋群体浮浮沉沉的沧桑痛史如画卷般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