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的悲剧性研究(8)

美国学者安德鲁·布莱克认为，这种文学结构模式，来源于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人认为生命是周而复始的，其中存在着一种流转的内在联系。同性恋者们先后来到新公园“我们的王国”，又在小说的结尾离开，回到主流社会，未来还会不断有人来，有人离开，周而复始。小说结尾处杨教头带着新一波的“杨家将”浩浩荡荡迈出新公园外，阿青在八角亭阁遇到和当初自己经历相像的罗平等等都表现出一种同志人群代际的传递，在对未来充满希冀的积极氛围之下却是同志人群轮回般的悲剧遭遇。“年老的”没有达成的身份确认，“年轻的”或许也无法完成，“年老的”选择在黑夜度过一生，或许也正是“年轻的”的宿命。在新公园这个“王国”里，同志人群们得以获得短暂的自由与安定，但这个国却“只有黑夜，没有白天[19]”，仿佛一场梦，一旦走出这里，梦也就永远结束了。

这不仅是“戏梦人生”，更是同性恋群体无法在现实的、“白天”的世界遵循自己的情感，而只可能在梦中尽情的悲剧命运。小说在对不幸与苦痛的叙述过程中体现出一种宗教意识与悲悯情怀，并由此上升到人生的悲空与苍凉。
五、结语
白先勇在访谈中谈到关于《孽子》的创作时，曾说：“我坚持要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同性恋的问题，去写一个中国人的世界[20]”。从本文对《孽子》悲剧内涵以及悲剧呈现方式两个层面的讨论来看，《孽子》确实是表现中国人眼中的同性恋人群，尤其是同性恋人群悲剧命运的独特文本。《孽子》中父亲/权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同志人群的身上，致使逃离以父亲为中心的家之后，与稍长的同性恋者建立家庭仍导致悲剧，而年青一辈的代表阿青试图排除父亲/权的影响与弟弟们建立“另类家庭”却也在主流社会的压抑下被作者宣判破碎，足以瞥见中国父权社会里同志人群心理上、生活上沉重的枷锁。这些中国同志人群经历的悲剧，白先勇依然用中国化的艺术手法加以表现，儒家中和审美观的浸渍使小说形成了含蓄的风格，化用诗歌中的比兴使小说的悲剧氛围诗意浓厚，在情景交融中被稀释的悲剧体验却化为更难以名状的凄凉与悲哀，缀段结构的化用不仅贴合了对阿青等“孽子”们流浪之旅的情节发展，其内在的流转关系又揭示出同志人群悲剧命运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