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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子》的悲剧性研究(10)

《孽子》的悲剧性研究


[14]戴维•哈波林,唐灿.米歇尔•福柯的酷儿政治[J].国外社会学,2000,2:42-47.
[15]尹玲:《研悲情为金粉的歌剧——白先勇小说在欧洲》,《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87页
[16]白先勇著:《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81页
[17]参考自[美]浦安迪著:《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14页。浦安迪指出,中国小说的叙事中,有事和无事是并重的。他的说法意在强调中国小说叙事与西方叙事之间的差异性。西方叙事当中非常注重人物的行动,呈现给读者的往往是一种直线式叙述,而中国叙事中的事则常常是人物的感受、经历、情感,看似无事,背后却隐藏着中国人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表现出更大的命运流转和天地运行。
[18][美]罗溥洛主编,包伟民、陈晓燕译:《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179页
[19]白先勇著:《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页
[20] 蔡克健:《同性恋,我想那是天生的!PLAYBOY杂志香港专访白先勇》,《树犹如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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