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者之家：在妻子的衣柜里，儿子一丝不挂(10)

“他和同学关系很好，打闹时留了点印子。”妻子柔声说，“小孩子总是没轻没重的，害得妈妈心疼。”
“小时候都会有些磕碰，我以前也是。”我安慰妻子，“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妻子帮我整理好领带，踮起脚亲吻我，“时间不早了，你该上班了。”
单位里暂且清闲下来，同事们开始闲聊，讨论起每个人印象最深的案子，大多数人都称是最近高官落马这一案。
“三观都炸裂了。”
“那个六岁的女孩，长期被绑，绳子都断在肉里，想想就毛骨悚然。”
“还有那个八岁的男孩啊，二期肛裂了，家长到最后都还装不知道······”
我正兀自走神，一个同事来问我，印象最深的案子是什么。我随口答：“也是这个。”
于是他们继续热烈讨论。
实际上不是，我印象最深的那个，甚至不是工作接的案子，但却是我作为医生最大的污点。

我无法救她。当年那个年仅十四岁的女孩，刚生产不久，便抱着爬满妊娠纹的松弛肚皮，跳楼了。
回过神来，我想着阿树，内心十分不安。
因为职业的原因我对各类伤痕比较敏感，阿树脖子上的是掐痕，掐得很重甚至发青，和同学打闹会到这个地步吗？
工作的时候我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越想心情越沉重。早上拉开阿树的领子后，只是一晃眼的功夫，但我似乎看见他的胸口也有痕迹。现在我努力调出记忆，还原当时的所见。
很模糊，一团阴影，看得更仔细些，大约是环形的、排布整齐的点，是······
牙印。
胸口有牙印，事情就复杂了，远远超过打闹的程度。我向单位请了假，驱车赶往学校，没有直接去班级找阿树，而是凭着曾经来过一次的记忆，找到了班主任。
阿树的班主任不认识我，神色戒备。我强调我是阿树的父亲，并拿出了工作证明，班主任才松了一口气，进而问：“阿树身体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