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阴暗面（附按）(9)

鲁迅所体现的却是新与旧的冲突以及更深层次的超脱历史的冲突。他从未像他的同辈人胡适与周作人那样保持平静和愉悦的状态，但鲁迅的才情比之二者也许要盛的多。
五四运动真正的代言人胡适所恪守的进步方向似乎是明确且坚定地，终其一生都闪耀着明灭可见的乐观之光。鬼魂在他的启蒙事业的小世界里的确是无力的。
1927年，在他游览巴黎后，被问及因何为敦煌手稿驻足十六天之久而忽略了路易斯巴斯德研究所。胡适如此回答：
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能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见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胡适文存三集》）
他的自夸虽不可当真，但如果有人能审视他的玩笑，有人能想想是否胡适真的相信“老鬼能吃人、能迷人”。与着魔的鲁迅相比，这些人畜无害的鬼魂在图书馆的学究手里被束缚和压制而显得不堪一击。
我曾提起过周作人写过的数篇关于中国民间神话的学术文章，但鬼魂对于他仍有象征意义。周作人作为一个如今普遍承认的反动派或保守派，其名如果没有什么严重的保守行为是无法确立的。作为发迹于五四运动的作家，他展示出了一些对于罪恶的旧中国的同情心。当1919年后的中国并未变成他早先希冀的那样时，周作人又退回到了激进派的位置。他十分厌恶那样的现代中国反而更喜爱彼时的旧中国，只因两个中国的丑恶是如此相似。他于现在看到了旧时的鬼魂。在1925年，当整个国家都陷于五卅运动掀起的反帝国主义浪潮中时，他痛苦的谈论到已经没有时间搞“中国的文艺复兴”了（与胡适想左），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使他想起了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明朝覆灭时的中国。他的消极在易卜生的《群鬼》中找到了象征：
……孙中山未必是崇祯转生来报仇的，我觉得现在各色人中倒有不少是几社复社，高杰左良玉，李自成吴三桂诸人的后身。阿尔文夫人看见她的儿子同他的父亲一样地在那里同使女调笑，叫到“僵尸”！我们看了近来的情状怎能不发那样的恐怖与惊骇？……（《代快邮》，周作人《谈虎集》）
1927年在评论被处决的激进学生时他又一次以一名智识领袖的身份如此评论吴稚晖：
……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永乐乾隆的鬼来。……（《偶感》，周作人《谈虎集》）
无论是胡适的积极还是周作人的消极都能在鲁迅身上找到回应，而鲁迅则共享了他们的对现实的不满。但使他们终究有所区别的是他们所信仰的远大前程。无论未来通往道路对于激进者，还是一如胡适的温和派是多么的光明，都无法在鲁迅的审视下一直隐匿其黑暗的斑点。当周作人、林语堂及其他学者试图重新发掘出一个明朗的，更可爱的传统中国时，那过去的岁月对鲁迅来说仍是可咒的，而其至今仍既充满魅力却又令人胆寒。鲁迅的问题较之于同代人所面对的更为复杂而沉重；在这一层面上，鲁迅能更真切的代表了他所处的时代的问题、矛盾和和焦虑。想要通过一场运动就认定他，给他扣上一顶帽子或者干脆给他指定一个方向就是在消费这位独异的天才搞历史的空想主义。无论怎样，尽管常仅仅被当做一个过渡的时期对待，但什么才是鲁迅那个时代的本质呢？单靠这种光明与黑暗的鲜明比喻是很难被充分的解释的，只因为在明与暗之间存在了许多有趣的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