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历史观念——读《中国历史研究法》(5)

客观的原则还体现在要避免言过其实。如夏桀和商纣，所作所为似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然而究竟有几分真几分假，仍值得商榷。
二、有敏锐的感觉和恒久的耐心。
敏锐的感觉，即见前人已见，发前人未发，注意别人未尝留意之处，于常见史料中找出不同寻常的价值。并且留意史部以外的史料，即如诗文，也可发现对于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梁启超认为当时的史学趋势有好有坏，当时注重别择资料，发现前人错误去校正，他以为这样固然不错，但这不是主要工作，不应把大量时间用在琐碎的地方，应注重整理众多真史料。对于钩沉的风气，他也是不大认可的。恒久的耐心，也就是钻研不怕时间久，不必急于有成果：“吾侪今日若能以一年研究之结果，博得将来学校历史教科书中一句之采择，吾愿已足，此治学者应有之觉悟也”。
三、著史应由历史之中涉及到的各学科专业人士合力完成。
一般来说，历史专业的人对于历史上的人、事、制度等较为熟悉，但历史包含领域甚广，这就需要更多学科的专业人士来共同完成，才能将历史写得更为专业深入。在《史之改造》一章中，即有“……旧史家惟不明此区别，故所记述往往侵入各专门科学之界限，对于该学终亦语焉不详，而史文已繁重芜杂而不可殚读。不宁惟是，驰骛于此等史外的记述，则将本范围内应负之职责而遗却之，徒使学者读破万卷，而所欲得之智识，仍茫如捕风。今之作史者，先明乎此，庶可以节精力于史之外，而善用之于史之内矣”。

四、少下批评。
“本来作历史的正则，无论那一门，都应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一定要下批评，已是第二流的角色。譬如作传，但描写这个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断语，而能令读者自然了解这个人地位或价值，那才算是史才。”
除上述以外，还有几处读时印象较深，现摘录于下。
关于英雄史观：
出自《史迹之论次》一章：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换言之，则所谓“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传即历史”者，其说然耶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论吾侪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何如？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觊，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学界，艺术界，盖莫不有然。此等人得名之曰“历史的人格者”。何以谓之“历史的人格者”？则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