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历史观念——读《中国历史研究法》(7)

出自补编《文物的专史》一章：无论何时何国，实际上的政治和制度上的政治都不能相同。不过不同的距离各有远近就是。譬如英国国会，组织既很完善，威力既很伟大，又号称代表全国民意，可谓宪政的模范，但实际上只由少数资本家把持，用以垄断全国利权，何尝能代表多数民意？表面上，政府的法令都经国会通过，很合宪法，资本家却借国会以取权利，这是宪法所不能禁止的。意大利的棒喝团、俄罗斯的苏维埃也是如此。表面上的组织是一回事，运用起来又是一回事。所以研究政治史的人一面讲政治的组织，表面上形式如此如彼，一面尤其要注意骨子里政治的活用和具文的组织发生了多大的距离。
关于宗教：
出自补编《文物的专史》一章：就中国原有的宗教讲，先秦没有宗教，后来只有道教，又很无聊。道教是一面抄袭老子、庄子的教理，一面采佛教的形式及其皮毛凑合起来的。做中国史把道教叙述上去，可以说是大羞耻。他们所做的事对于民族毫无利益，而且以左道惑众，扰乱治安，历代不绝。讲中国宗教若拿道教做代表，我实在很不愿意。

同上：中国人信佛宗释伽牟尼，信道宗太上老君，信基督教宗基督，同时可以并容，决不像欧洲人的绝对排斥外教。佛教输入以后，经过几次的排斥，但都不是民众的意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三次摧残佛教，其动机都因与道教争风。当时那两教的无聊教徒在皇帝面前争宠，失败了的，连累全教都失败，这和全国民众有何相关？中国所以不排斥外教，就因为本来没有固定的宗教，信教也是崇德报功的意思。
关于祭祀：
出自补编《文物的专史》一章：中国孔子不讲神，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然而孔子对于祭祀却很看重。《论语》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孔子一面根本不相信有神，一面又藉祭祀的机会，仿佛有神，以集中精神。儒家所讲的祭祀及斋戒，都只是修养的手段。《论语》说，“非其鬼而祀之，谄也。”“其鬼”和“非其鬼”的分别，和西洋人的看法不同。意思只是鬼神不能左右我们的祸福，我们祭他，乃是崇德报功。祭父母，因父母生我养我；祭天地，因天地给我们许多便利，父母要祭，天地山川日月也要祭。推之于人，则凡为国家地方捍患难、建事业的人也要祭；推之于物，则猫、犬、牛、马的神也要祭。只此，“报”的观念便贯彻了祭的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