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历史观念——读《中国历史研究法》(6)

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汙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则常以一人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渐进，而重心移于少数阶级或宗派，则常以若干人之首领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益进，而重心益扩于社会之各方面，则常以大规模的团体之组织分子为“历史的人格者”。例如波斯、马基顿、罗马帝国、阿剌伯诸史之全舞台，几为各该时代二三英雄所独占；十九世纪欧洲诸国之历史，常以贵族或中等阶级各派之十数首领为主体，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此其显证也。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
出自补编《文物的专史》一章：历史是人造出来的。近代谈史诸家，因中国做纪传的人喜欢表彰死者，惹起反动，以为社会不是英雄造出来的，历史应该看轻个人。其实固然有些人是时势造成的，但也有造时势的英雄。因为一个出来，而社会起大变化的也常有，而且这种人关系历史很重要。社会所以活动，人生所以有意义，都因此故。

关于历史进化论：
出自《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现在讲学社请来的杜里舒，前个月在杭州讲演，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大概说，“凡物的文明，都是堆积的非进化的，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又说，“彀得上说进化的只有一条‘智识线’”。他的话把文化内容说得太狭了，我不能完全赞成。虽然，我很认他含有几分真理。我现在并不肯撤消我多年来历史的进化的主张，但我要参酌杜氏之说，重新修正进化的范围。我以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
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那么，历史进化说也尽够成立哩。
关于表面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