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历史观念——读《中国历史研究法》(3)

对于《资治通鉴》这部经典，梁启超也很赞赏。同在《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章，他说“光本邃于掌故，其别裁之力又甚强，其书断制有法度……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光书既讫五代，后人纷纷踵而续之，卒未有能及光者”。并且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价值不在《史记》之下。他的贡献，全在体裁的创作……所以司马光在史学的地位，和司马迁差不多相等”。他还拿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作比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以益人神智之处甚多，毕秋帆的《续资治通鉴》可以益人之处就少了。因为毕书注重死的方面，光书注重活的方面”。没有一部史书是尽善尽美的，他认为《资治通鉴》的不足在于因著史目的的缘故，本身偏于中央政治，地方政治简略，政治以外的事实则所涉更少。
在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方面，梁启超认为最有关系的有三人：刘知幾、郑樵和章学诚。并认为只有章学诚是截至当时集史学之大成的人。特别说明的一点是章学诚主张各地方都应设立专门保管档案的地方，需要由懂历史的人员管理，并不断搜集新的史料。因为史书多记载行政中心的事而各地方的历史资料较少。梁启超认为这是个有创见的想法，尽管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