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水的论文(3)

但是，请注意：语言本身难道不是书写的最为根本的前提？我们在进行书面活动与概念运动时，如何处理语言的先在问题？我们事实上是在思想的具体性中论述思想的外在性的。对于这样的现状，两条路径的分叉是必然的：一则是立足于现有的语言体系作为一切知识论述的据点；一则是从头开始，从最为一般、最为抽象的存在之问开始。而那些对语言体系的学理化，也只是正如我们在上文论述的那样，以孤立的内在性去统治、支配、自交、绵延，却无法处理任何来自体系外的任何一个体系——因为内在性的力量只是自身的持存。于是我们要像圣奥古斯丁一样，像笛卡尔一样，像康德一样，推翻一切并从头再来。并且我们要意识到，我们不是在一个文明的原始阶段去考虑力量的来源，而是富有着结构性的经验并且深知知识的自为本性的。就是说，我们的一切经验，构成了现代性反思的最初的他者，而这也是后现代理论得以建立的历史依据。
但是，历史无法离开历时感，而概念总是指向永恒。要产生有效的历史批判，当代的相对价值与进步的线性时间都是不可行的，因为现时的逻辑是被湮没的。我们可以看到从笛卡尔开始的哲学并不回避理性的超验可能，而是将现时的人的理知运用作为建立概念以达到普遍真理的原点。因此，在这里又出现了新的他者：历史与超验性的永恒，而思想只是现时性的运动。时间性的存在又意味着一切变化的可能性，即是一切存在得以存在的可能性。而缺乏质料的反思只是抽象的自为的规定性，是孤立而无差异的。至此，我们得出的他者的三重规定：人类经验、超验性与永恒、一般可能性，就是我们重建世界的普遍联系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