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安德里奇诺奖演说：小说家的工作(4)

一言以蔽之，他必须扮演“人”的角色。
因此，作家发现，即使在现在与过去之间那条假想的分界线的另一端，自己也仍是在和“人的处境”互相对峙着。他必须尽可能详细地观察它、了解它。他必须向它认同、必须把它容纳到他的生命里头。因此，在准备讲述一个故事给读者听的时候，他必须以一种尽可能美、尽可能 单纯、尽可能具有说服力的方式，使这一处境变成他那个故事的脉络。
一位作家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他必须按照什么途径、依靠什么手段呢？对某些人来说，是靠着放任想象力；而对另一些来说，则是靠着长期研究历史及社会演化，以掌握其教训。后面这种人试图要透彻了解历史的实体与意义。前面那种人则抱着玩世、游戏的态度：历史在他眼中，就像一位多产的法国小说家所说的：“只不过是用来撑展我作品的架子罢了”，换句话说，一位小说家可以用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来从事写作。因为，唯一真正重要、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乃是作品本身。

若想使读者一目了然，一位历史小说的作者可以用这句俗语来作为对他作品的解说：“我思索往昔的时光，心中却牢记永恒的岁月。”不 过，不管作者有没有用这句话来解说，作品本身的存在即已明白表达了这个想法。
然而，说到底，上述的这一切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关于技巧、品味及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不过是和作品有关，或稍微有关的一种知识性的消遣罢了。一个作者究竟是在表现过去，还是在描绘现在，或甚至是勇敢地跃入未来，那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作品中所蕴含的精神，以及他作品传递给人类的讯息。在这些方面，显然没有法则和规定可寻。每一位作者都以他个人内在的需求，以他个人的兴趣（不管是先天的，或是后天的）为标准。每一位作家都有他自己特定的构思及表现方式。每一位作者都必须为他自己的故事担负起道德责任，同时每一位作者都应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不过，在结束这篇陈述之时，我希望今天的作家们讲给同时代人听的故事——不管它们的风格、内容如何——都不应为恨所腐蚀，都不应被杀人机器的噪音所吞没。它应该是从爱中滋生出来的。它应该是从一种自由而沉静的人类理性中孕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