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加缪诺奖演说：写作的荣光(2)

我个人不能没有艺术而生活。但是，我从未将艺术置于一切之上。如果说艺术对我是必须的，那是因为她离不开任何人，并且允许我生活在所有人的水平上。在我看来，艺术不是一种孤独的享乐。她是一种通过展现共同的痛苦和欢乐的画面感动最多人的手段。因此，她要求艺术家不能离群索居；她使艺术家服从于最朴实和最普遍的真理。通常由于感到自己与众不同而选择艺术家命运的人很快就会明白他只有承认与众人的相似性才能培养他的艺术和他的差异。艺术家在不断往来于自己和他人的路上自我锤炼，一头是他不能割舍的美，另一头是他无法脱离的群体。这就是真正的艺术家什么都不鄙视的原因；他们要求自己理解，而不是评判。倘若他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采取某种立场，那只能是与社会站在一起，正如尼采的名言所说，在这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法官，而是创造者，无论他是劳动者，还是知识人。
同时，作家对艰苦的任务义不容辞。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他不能为创造历史的人服务，而要为忍受历史的人服务。否则，他就是一个失去了艺术的孤立者。有数百万之众的专制大军也无法让作家摆脱孤独，即使他同意跟着他们走也无济于事。然而，一个在世界的另一端忍受凌辱的无名囚犯的沉默却足以使作家结束流放，至少使他在自由的特权中不至于忘记这一沉默，并通过艺术手段引起反响。

我们当中没有人伟大到足以承担这一天职。但是无论其生活状况如何，默默无闻，还是名噪一时，处于专制的奴役下，还是享有言论自由，只要他尽可能地接受造就其伟大职业的两项任务，即为真理和自由服务，作家就可以找到一个充满活力的共同体的归属感。既然他的天职是集合尽可能多的人，他就不能与谎言和奴役为伍，因为谎言和奴役横行的地方必然滋生孤寂。无论我们个人有何种缺陷，我们职业的高贵性永远植根于两个难以坚守的承诺——拒绝知情而说谎和反抗压迫。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疯狂历史中，就像所有同龄人一样，我对时代的变乱感到茫然无助，然而有一种隐约的感觉支持着我：在今天，写作是一种荣誉，因为这个行为要求承担义务，而且不只是承担写作的义务。它尤其要求我，按照我的处境和能力，与所有经历过相同历史的人，承载我们共同的不幸和希望。这些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始的人，当希特勒政权和第一波革命审判2同时登场的时候，他们刚好二十岁，其后，为了完善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酷刑和监禁的欧洲，而今天，又在一个受到核威胁的世界，生儿育女和从事写作。我想，没有人能要求他们乐观。我甚至认为，我们应当理解那些由于过度绝望，将不名誉视为情有可原，或涌向时代虚无主义的人的错误，但要与他们做不间断的斗争。在我的国家和欧洲，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摒弃这种虚无主义，并努力寻找一种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