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与拟象 （马海良译）鲍德里亚(12)

由于权力历史地受到真实性的威胁，它面对着延宕和仿真的风险，于是通过制造对等符号瓦解所有矛盾。今天权力受到了仿真的威胁(可能在符号游戏中消失)，面对着真实性的危机，于是它押上了重新制造人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赌注。对权力而言，这是一个存亡问题。但是为时晚矣。
于是便出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歇斯底里症：生产和再生产真实。另一种生产，即货物和商品生产、政治经济学黄金时代的生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这种状况为时已久。社会通过生产和过度生产试图恢复它逃避的真实。所以说当代的“物质”生产本身也是超真实的。它保留了生产的所有特征、整个传统生产话语，但它只是一种减损的折射(超真实主义者把惊人的相似性看做真实性，其中毫无再现所具有的那种意义和魅力、深刻性和力量)。到处都用超真实仿真来表达惊人相似性的那种真实。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权力也只生产类似自身的符号。与此同时，另一种权力形象进入游戏，那就是对权力符号的集体需求，这是随着权力消失而形成的一个神圣同盟。每个人都属于这个同盟，以备政治坍塌之不测。最后，权力游戏竟然成了对权力无法释怀的批判：忧虑权力的死亡；权力越是消亡，越是挂念它的存活。当权力最终消失之后，我们顺理成章地完全处于权力的阴魂之下，这种挥之不去的记忆早已提前在所有方面显现出来，既对摆脱权力感到满意(谁也不想再要权力，人人都卸下权力，放在他人肩上)，也因失去权力而懊恼。为没有权力的社会而伤悲：于是出现了法西斯主义，这种强力指涉物是治疗一个不能节哀顺变的社会的超强药方。

“真正的”权力向来只是一种结构，一种策略，一种力量关系，一种筹码。政治领域已经把权力彻底清除出来，权力现在像所有商品一样，依赖生产和大众消费。
工作的情形也如此。已经没有生产的火花，没有它的筹码的暴力。人人还在生产，而且生产越来越多，但是工作已经微妙地变成了某种别的东西，成了一种需要(但不是马克思展望的那种理想的需要)，成了社会“需求”的东西，如休闲，它在普遍范围内相当于生活的选择。一种需求必定会引起工作过程中的筹码的损失。财富问题上也发生了像权力问题上那样的变化：工作的脚本是为了掩盖工作的真实性和生产的真实性已经消失的事实。罢工的真实性亦复如此，它不再是中断工作，而是对社会日历进行仪式扫描中的另一极。宣布罢工之后，好像人人都“占据”着他们的工作场所或工作岗位；恢复生产时，就像习惯地做一份“自我管理的”工作，和以前完全一样。
这不是科幻小说里的梦想，完全是工作过程双重化的问题。这是罢工过程双重化或临时代理的问题，罢工和生产危机都已成了时过境迁的事情。已经不存在罢工或工作问题，两者都成了另外一种东西，即工作的巫术，生产的场面戏(不是通俗闹剧)，空荡的社会舞台上的集体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