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丽娜·弗洛雷斯：塔尔卡瓦诺(17)

因为我在急诊室等了几小时后，父亲一见到我唯一对我说的是“打电话给卡门”。在我努力安慰他别担心、妈妈正好好地在外婆家度假之后，他依然更加严肃地对我说：“打电话给你妈。”
“好的，爸爸。”
“打电话给她。”
“好，老爷。”
直到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一个电话都没打，而是跟加拉斯科太太以及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在医院里陪着我的潘丘说，我想一个人回家。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穿着扮演忍者的运动衫走在海边，想象着母亲迷失在远方的桉树林中，我终于明白过来：她抛弃了我们。母亲走了，她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留在一个半死不活的男人身边听天由命。所有人都知情，除了我；连我年幼的妹妹都知道而且还试图提醒我，可我没有认真听。
我走到港口，坐在石阶上观察几位海员为出海作准备。几年前，我们和潘丘经常一大早来看渔船出海，那会儿我们都梦想着成为商船海员。他们的面孔因寒冷而僵硬呆板，布满皱纹，流露着为装船活计而惶惑忧虑的神情；我们觉得从这样的一张张脸上看到了强壮粗犷的男人味，这是一群无所畏惧的男子汉。然而此时此刻的清晨，远处的海漆黑一片，我从那几位海员的脸上看到的只有忧愁，和远海的酷寒一样侵入骨髓的干涩的忧愁。我这辈子都认为塔尔卡瓦诺是个艰苦的地方，但事实上它只是个忧伤的地方。这时我想到了躺在医院病榻上的父亲，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做。我终于对他有了自己的看法：父亲是个不幸的男人，但他也能造成伤害。他伤害了别人，尽管并非故意为之。我应该早点明白这一点，可是我没有。

几天后，当妈妈和姐妹们赶来的时候，家里还维持着她们离开时的原样。我扔掉了棍子和报纸，清理了呕吐物，打扫了屋子。这是我靠自己、为自己做的第一件事。或许我这么做也是希望能转运。事情发生后的头几天我过得浑浑噩噩，后来我深信除了为自己考虑我已经别无选择。于是，父亲堆积起来的垃圾突然就成了危险品，仿佛将我重重包围使我不知不觉深陷其中。所有的垃圾、贫穷、和加拉斯科兄弟一起度过的下午也突然都变成了威胁。这种威胁并不是源于偷窃行动，我并不担心我们会变成抢银行的劫匪。我们很可能依然是那个不会伤天害理的团伙，永远坐在楼梯脚下（或者再大一些的时候会在某个路口），计划着永远不会实现的行动。而这或许才恰恰是它成为威胁的原因。一想到自己这么久以来整天和加拉斯科兄弟混在一起，吹嘘着自己有多么精明，却对身边真正发生的事情浑然不觉，我简直觉得自己愚蠢至极。
此时，潘丘依然是那个潘丘，但他身上闪耀的光芒熄灭了，留下的只有一个爱幻想、既顽固又渺小的男孩的影子。
很快夏去冬来，这个冬天的风雨和烟囱的烟雾都格外猛烈。我满十四岁了。母亲和姐妹们回到家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她用她的说法解释了事情的经过，向我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大家会一起重新开始。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我也不在乎了。当一个人经历过大起大落之后，就会自认为想通了许多事情。我自认为想明白了生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打扫整理完屋子后，我筋疲力尽之余依然在思索今后的路就应该这样走：让自己累起来，把责任担起来，让生活好起来。只有这样我才能安然无恙。我不会像父亲那样流浪，也不会胆怯地问自己将来会如何。我会抵抗，会从风中嗅到威胁的气息，会打造自己的人生。或许我不知道如果留在加拉斯科兄弟身边，等待我的将会是何种命运。一找到机会我便离开了塔尔卡瓦诺，先是去北方和加拉斯科的父亲一起工作——这是我和潘丘之间最后的一点联系，后来去了圣地亚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