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眼看｜“自我的苦难”与作为自我反身性的“丧”——以 priest 网络小说为例解读“(8)

泰勒认为，为达成自我实现而产生的诸种或荒谬或严肃的生活形式及主导它们的自我实现诉求背后，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当代理想”，那就是一种要求“对自己真实”的“本真性”伦理。它是产生于18世纪末，“以个人主义的雏形为基础”的新近产物，是“现代文化独有的”。20他竭力在本真性伦理与在其驱动下产生的本真性文化的诸种形式之间做出区分。后者被认为包含了某些最终与本真性伦理的道德理想背道而驰的自我实现形式，即布鲁姆等人的批评中最具“平庸”“琐屑”嫌疑的形式。在泰勒考察本真性伦理之起源与历史的过程中，这些形式出现的原因也得到了昭示，它们由本真性历史携带的重重矛盾催生。这些矛盾也正是priest的自我之问难以得到答案的原因：
首先需要框定的背景是与个人主义相伴而生的现代生活中意义的丧失问题，这也是吉登斯等人所说的“后传统时代”的普遍特征。伴随着“世界的祛魅”，人不再屈身于存在之链中既定的位置，神圣秩序的解体使现代自由诞生。但同时，这一秩序给予“世界与社会生活”的意义也随之消失，“有人把这表述为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21。

粗略而言，按照泰勒的叙述，本真性伦理发端于18世纪，认为人类具有一种内部道德直感的思想和这种思想中“道德重音的移位”。起初，这一思想并不排除与神圣秩序的接触，但在“当代文化的大规模主观转向”之后，“我们以之视自己为具有内部深度的存在物”，“只有在现在，我们必须保持联系的源头才深藏于我们自身之中”。于是，这种内部的道德之音“成为我们成为真正的和完整的人而非获取不可的东西”。22
而推动这一变化发生的一个重要哲学家就是卢梭。在卢梭那里，一种“自我决定的自由”开始发挥影响。“当我自己决定什么东西与我有关，而不是被外部影响所左右的时候，我才是自由的。”“自决的自由要求我打破所有这些外部藩篱的禁锢，独自做出决定。”在泰勒的叙述中，这是一种与本真性不同，但随后与它一同成长、相互冲突，在一些著作中被捆绑在一起的观念，“其结果是，它们时常被混淆，而这就是本真性的异型的来源之一”。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