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眼看｜“自我的苦难”与作为自我反身性的“丧”——以 priest 网络小说为例解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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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学生终会离开学校，以校园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校园文总是需要一个指向校园之外的结局，主人公为升学或者毕业做好准备，人生意义的落脚点则延宕至故事结束后的未来时空。但priest却并未按照校园文的常见模式操作，对青少年主角或青春期自我的下落进行意义的延宕。
priest小说中对校园场景的反复呈现并非巧合，应激性的闪回具有超越个体创伤经验的结构性因由，主角们统一的心理模式连接着这一代作者与读者在现代教育制度下共享的经验记忆：孩童的蒙昧要在某个时刻被启明为对“自我”的理解和憧憬，来自现代教育的询唤是那令人痛苦、没有答案的自我之问最早的来源，教室就是现代自我的教堂。
然而，生活既然无法暂停，就总有其形体。在后传统秩序下，现代性使自我面对日常生活的无限选择，却无法对个体的具体选择行为提供最终的帮助。随之而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生活方式的多元选择与策略性的生活规划成为后传统秩序的伴生物，也成为个体努力达成自我身份认同、尝试自我实现的重要方式。在这种意义上，生活方式问题的严肃性在于，“在极盛现代性条件下,我们不仅追随生活方式,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被迫如此”，“‘我将如何去生活’这一问题只有在如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的琐事中方能得到答案”。32

在此，priest的主角被分为两类。一类“废柴”如叶子璐、江晓媛，她们“因废而丧”，被自我之问逼停，卡在人生里不上不下。因为拒绝主动选择、认同某种生活方式或进行某种生活规划，她们即使在具体生活中脱离了“废”，也难以摆脱自我之问的纠缠。于是她们的“长大”从未被“敲定”，故事总在略有起色时匆匆结束。另一类则是“优等毕业生”，如喻兰川，从优等生到社会精英，早早封存了自我之问，过上了“主流人生”，成长似乎早就完成。但事实上，二者都是priest笔下遭受“自我的苦难”的对象。
前一类主角处于“青春后期到彻底成熟之间”，却总是回望人生的更早阶段。童年或青春期时那个似乎曾拥有无数选择和可能的自我，携带着十几年间未能作答的自我之问，成了25岁时的梦魇，而不能暂停长大，则被描述为末日一般必将到来的灾难。于是priest的小说总是带有明显的“青春期”特征，“少年”与“大人”之间划出了一道天堑，故事在两种对“长大成人”的叙述中摇摆：一种是以代际为循环、超历史的生命史必然，就像故事说烂、太阳底下无新事一样，长大就是明珠变成鱼目，被人的普遍生理、心灵节律所决定，因而无从改变；另一种则以故事中的“丧”连通故事外的“丧”。这种丧源于自我之问落空的“自我之丧（丧失）”。主角们从日常生活中反复撤退，唯有焦虑与痛苦替代伟人故事中典型现代性自我的沉思与独白。“丧”到谷底时，小说中涌动着的是她们夹杂着青少年的委屈与成年人的愤懑地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