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水浒》产生的一个评论(3)

替天行道，前面已经说过，其本身只是一个很抽象的口号——“天”是什么？“道”又是什么？如果不去解释清楚这个问题，那么宋江无论干什么都可以自称是“替天行道”，哪怕是用那么肮脏的手段讨伐同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方腊。
宋江可能会反驳说：“这个问题很清楚，在大宋法条上写得清清楚楚，大宋是继承天意而存在的，不惜一切保护大宋的利益就是替天行道。”这里宋江就既犯了“神学世界观”的错误，又犯了“法学世界观”的错误，好像是哪个上帝、君主或者法律之类的特定概念规定了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社会本身的运行、存在决定这些东西该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确实是天然具有迷惑性的，因为在古代社会人类的世界观受科学影响极少，而受神学影响很多。神学在各种意义上本质是神秘主义的，阿兹台克帝国为了对外发动战争会说是“需要更多祭品，要不然明天太阳将无法升起（一个近乎于恐吓的说辞）。”罗马教皇会说十字军东征是“神的旨意！”。东方也没有脱离这种桎梏，很多朝代的政权合法性也来源于一些祭祀的“占卜”结果，说是“天意”，其实也只不过是开国君主的自娱自乐罢了。

这种方法当然也会被人民群众所使用，陈胜吴广也有“鱼腹藏书”“狐鸣篝火”的妙策，洪秀全也说自己是“天父在世”。在那个时代，如果统治阶级不利用神学的外衣掩盖自己的剥削本质，那么其统治也难以维系——因为封建社会的剥削关系比起资本主义社会更容易看明白，社会阶级以十分直接的方式进行了划分，这样无疑会造成底层人民的激烈反抗，世界范围内历次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令人困惑的是，至今仍有不少人对这种“神圣性”抱有幻想，大概也解释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形式平等那么仇恨的原因。）。在这种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法学世界观”就应运而生了，这个观点认为，法律至上，不是君主或者上帝决定一切，而是法律决定一切；而且它还认为法律可以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可以决定历史的进程。这个观点从思想路线上就是本末倒置的，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批判过这个观点：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恣意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