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关于近代史的思考(2)

1993年我离开长沙调到深圳工作，不久翻阅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时看到一段关于陈旭麓先生的文字。文革时余秋雨与陈先生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呆过，都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过文章，一个在文学组，一个在历史组，彼此熟稔，后来因此受到过政治牵连与舆论困扰，一度都很纠结，当年湖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历史学家杨慎之代表湖南省委邀请陈先生回湘工作也因此事搁浅。
余秋雨在《家住龙华》中回忆道：某日他正想把陈旭麓先生关于近代知识分子人格构成和海派特征的文章找来研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陈旭麓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下午在龙华殡仪馆举行，并叮嘱“你家住龙华附近一定要去”。读到这里，自然又联想到陈旭麓先生数年前的观点，其实余秋雨所说的陈先生“关于近代海派知识分子特征”的研究文章并不是这位史学大师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陈先生在史学界最杰出的建树是睿智的将“新陈代谢”理论引入近代史研究领域，不仅别有创意，而且硕果累累，他的《近代史思辨录》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就具有这方面的标杆意义，后来出版的《近代中国八十年》进一步体现了他这方面的研究智慧，而“研究三个人”的观点也是这一理论的一个具体延伸。
近年我在思考近代历史一些基本问题时有一个心得，觉得站得住脚。那就是，如果近代历史从1840年算起是学者们人为划定的话，那么中国的近代化却是从1872年逐步起航的，当然我会用很多例证来说明这个观点，只是这里不宜赘述。近代史与近代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1840年这个历史坐标无疑是人为设置的，而1872年这个历史节点却是自然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