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太宰治《惜别》

从接触太宰文学起，陆陆续续读了近二十篇先生小说，感触最深的自然是《人间失格》，对于其《斜阳》、《维荣之妻》、《货币》等也极为推崇，然而今日一读《惜别》，一股异样之感陡然升起。初读此文时便有一股强烈的违和感，全书读毕，几近裂开，难以压制的愤怒与失望实在难以排解，故作此文以记述当下心情及对《惜别》这部作品进行简评。在开始正文之前，笔者声明，本人对太宰先生并未抱有不尊重的态度，下文仅为本人阅读《惜别》以及相关文献之后的感想，并尊重欢迎与笔者持不同观点者的发声。
个人认为，《惜别》与太宰先生其他作品相比，显得黯然失色，细思过后，觉得是此文“公”与“私”的矛盾所致，这也是我那违和感的来源。
先说“公”，即政治因素。《惜别》一书的写作契机是昭和18年（1943）11月“大东亚会议”召开之后，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向日本文学界提出关于“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自主独立，奉献互助友爱果实，确立大东亚之亲睦”应援请求。（查阅到此文献资料时，笔者真的倍感荒唐与搞笑，尤其是所谓“大东亚会议”的中方代表竟然是汪伪政府）而太宰治在参与此次应援的五十余位文学家、艺术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入选的六人之一。虽然太宰治在《惜别》后记中特别声明：“最后我（太宰治）无论如何需要说明的是，情报局和报国会从未对我的创作进行过任何干涉，这部小说完全是我——太宰治的自由创作。在我交稿之后，他们也未进行过任何修改。所谓朝野之心，无非如此了罢。这并非我一人之福。”，此小说仍有政治因素的巨大投影。尤其是当笔者查阅到参与应援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需要将构想交付审核，审核通过方才能执笔之后，更是感觉此后记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