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故乡,是很多人的远方。(2)
“乡村的道德和教育都是被士绅阶层支撑起来的。”他举了苏东坡家的例子。“苏东坡家道殷实,有很好的田地,还开辟了水渠惠及乡里。在自己家里开私塾,不仅自己家的孩子在这里上学,旁边的村庄里别的人家也在这里上学。”这就体现了士绅阶层发挥出的的教育功能。更夸张的例子也有,“杨升庵(即杨慎)的父亲都进京当宰相了,他还是留在自己家乡读书,等到科举的时候,一考又是状元。”这种情况放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如今乡村的很多问题,道德问题、教育问题,其实都和士绅传统的消亡有关。乡村失去了教育功能,过去耕读传家的传统没有了,乡村里留下的都是老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不过,他对未来仍保持乐观:“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精英重返乡村的案例,带去了先进的观念和知识,过去的士绅传统也未必不能重建。”
巧合的是,回到故乡贾樟柯似乎就正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他在贾家庄内投资新建了以他名字的命名的贾樟柯艺术中心,承接国际一流水平的当代艺术展览。他甚至在村庄内开设了独栋的艺术影院,除了日常放映院线电影以外,还会定期进行主题电影放映活动。影院被命名为“种子”,毫无疑问,他所筹划一切,正与曾经的士绅阶层遥相呼应。
贾樟柯出席种子影院开业仪式城市与乡村
艺术中心与独栋影院,这些意象似乎天然属于城市,远离乡村。当乡村中出现这些建筑时,任谁都难免生出一丝微妙的违和感。作家格非先生敏锐地把握到了这种冲突:“从世界范围上看,乡村文明正在被城市文明所取代。这一过程已进行了几百年,但在中国,我们几十年就走完了。”
发展时间上的错位带来了许多问题,格非将其概括为“失重感”。三十年前,城市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概念。“那时候第一次进城,见到水龙头都不知道怎么用。”格非回忆道。而在三十年后,乡村反而成了陌生的概念。“现在没有人不会用水龙头了,但乡村的一切反而需要科普了。”这样强烈的变化使得很多人无法适应。
著名作家格非先生,曾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但不同于西方世界,我们缺少对这种不适应的表达。“在西方城市化走过的几百年中,始终伴随着对城市的反省、批判和抵抗。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笔下的伦敦是一个有400万颗头颅和800万只眼睛的怪物;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把维也纳描述成一个有无数双面孔、胳膊、大腿、牙齿所组成的一支漫无目的的军队。他们笔下的城市似乎是一种和人类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动物,成为了人类失去目标的象征。”我们很少会用这种充满愤怒和不适的视角来反思城市,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讴歌城市的便利,而忽略了它令人不适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