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父亲的《三国》

文/张国良
父亲教育我用两种方法，一是激发，二是专讲老先生好的地方给我听。
这对我印象很深，如说蒋一飞，外号“活蒋忠”，他本来身材高大魁梧，两只手向台上一撑，嗓子略微提高，一挺胸活象个蒋忠。
又如说许继祥，一条破嗓子，书台上用话筒第一个就是他，电台上第一个说评话的也是他。为什么受人欢迎呢？他的特点就是幽默，发噱，男女听众一概欢迎。
我父亲说《三国志》要说三百回，根本就没有脚本，都在他肚皮里，我学书也只好记在肚皮里。学“出师表”时，他先抄给我，叫我读熟，然后问我:“大爷啊，你可背熟没有?”我要是说“熟了”，他又说“那么你背一遍给我听听。”我背了，他又说“不能这么光背呀，到了台上这么背谁要听呢﹖一定还要解释，不能解释了上句忘记下句，非熟透不行。”
等到他觉得我确实熟透了，叫我杷他抄给我的抄件拿来，他是抽鸦片的，就把“出师表”在烟灯上烧掉了。
幸亏我是他的儿子，如果是学生，一定会引起误会。
他自有用意，对我说:“阿大啊，这样一来，你以后就把书说活了，我说的书不一定对，你说熟了就会领会，必然会变化，不然总是忘记了就要去看看文字，一定要‘破釜沉舟’。”
不是我说笑话，等到我说《三国》的时候，我的书全在肚皮里，而且都没有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