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历史观念——读《中国历史研究法》(2)

那么，什么是“历史”？梁启超给出的答案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中国古代史学发达，有几千年的成绩。对于这种情况的成因，他认为“中国全个国民性，对于过去的事情看得重，常以过去经验做个人行为的标准”。在补编《文物的专史》一章中说“中国史家向来都以史为一种表现道的工具……明道的观念可分两种：一，明治道；二，明人道。明治道是借历史事实说明政治应该如何，讲出历代的兴衰成败治乱的原因，令后人去学样。明人道，若从窄的解释，是对于一个人的批评、褒贬，表彰好的令人学，指摘坏的令人戒。若从广的解释，是把史实罗列起来，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著作浩如烟海，有史书、史评以及史书的注释考证等，史书中又有编年、纪传、通史、断代、纪事本末等，相互影响交错。在这些历史著作中，梁启超较为推重《史记》与《资治通鉴》。

他不吝对《史记》的称扬，在《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章中说“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又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能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故其书厕诸世界著作之林……后人或能讥弹迁书，然迁书已皋牢百代，二千年来所谓正史者，莫能越其范围。岂后人创作力不逮古耶？抑迁自有其不朽者存也”。关于《史记》写人，梁启超在补编中《人的专史》中说“《史记》的《项羽本纪》，前半篇讲的项梁，中间讲的范增，后半篇才讲项羽自己。若是文章技术劣点，分为三篇传，三篇都作不好。太史公把他们混合起来，只作一篇，文章又省，事情又很清楚。这种地方，很可取法。
还有许多人不可以不见，可是又没有独立作传的价值，就可以附录在有关系的大人物传中。因为他们本来是配角，但是很可以陪衬主角。没有配角形容不出主角，写配角正是写主角。这种技术，《史记》最是擅长。例如信陵君这样一个人，胸襟很大，声名很远。从正面写，未尝不可以，总觉得费力而且不易出色。太史公就用旁敲侧击的方法，用力写侯生，写毛公、薛公，都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着笔，本人反为很少，因为如此，信陵君的为人格外显得伟大，格外显得奇特。这种写法不录文章、不写功业，专从小处落墨，把大处烘托出来。除却太史公以外，别的人能够做到的很少”。诚然，《史记》记载的内容并非全都真实可靠，梁启超也认可这种说法，他说“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是一种创作。他的价值全在体裁的更新……”此外，梁启超也肯定《汉书》的价值，在补编中，他说“司马迁以后，带了创作性的史家是班固，他做的《汉书》内容比较《史记》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