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古尔纳诺奖演说：关于写作(2)

引自《最好的校园时光》
我坐在课堂的岸边，独自一人，
看着身穿夏日短衫的男孩们
在写作，他们的圆脑袋忙碌地低垂着：
然后一个接着一个他们抬起
脸来看向我，
十分安静地沉思着，
视，而不见。
接着那一张张脸便又扭开，带着小小的，喜悦的
创作兴奋从我身上扭开，
找到了想要的，得到了应得的。
我所描述的以及这首诗所回忆的写作课，并非日后写作将会呈现在我眼前的模样。它不像后者那样被驱动，被指引，被回炉，被不断地重组。在这些青涩的作品中，我的写作是一条直线，可以这么说吧，没有太多犹豫和修改，有的只是纯真。写作之外我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同样没有任何方向指引，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有时候，如果第二天不需要早起上学，我就会读书读到深夜，我的父亲——他自己也算是个失眠症患者了——都不得不来我的房间，命令我熄灯。哪怕你有这胆子，你也不能对他说，既然他也没睡，凭什么你不行呢，因为你不能这样子和父亲说话。再者说，他是在黑暗中失眠的，灯也关了，为的是不打扰母亲，所以熄灯令依然有效。

与我年轻时那种随性的体验相比，日后我所从事的阅读与写作可谓有条不紊，但其中的快乐从来没有消失过，我也很少感到过吃力。不过，渐渐地，快乐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直到我移居英格兰以后，我才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正是在那里，饱受思乡之苦与他乡生活之痛，我才开始深思此前我从未考虑过的许多事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长期的贫穷与格格不入之中，我开始进行一种截然不同的写作。我渐渐认清了有一些东西是我需要说的，有一个任务是我需要完成的，有一些悔恨和愤懑是我需要挖掘和推敲的。
起初，我思考的是，在不顾一切地逃离家园的过程中，有什么东西是被我丢下的。1960年代中期，我们的生活突然遭遇了一场巨大的混乱，其是非对错早已被伴随着1964年革命巨变的种种暴行所遮蔽了：监禁，处决，驱逐，无休无止，大大小小的侮辱与压迫。在这些事件的漩涡当中，一个少年的头脑是不可能想清楚眼下之事的历史与未来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