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布罗茨基诺奖演说：美学是伦理之母(4)

因此，艺术尤其文学并非我们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如果言论使我们区别于动物王国的其它成员，那么文学尤其诗作为言论的最高形式，明白地说，就是我们人类的目的。
我远非提倡必修韵律作文的设想；尽管如此，将社会划分为知识分子和“所有其他人”，在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就道德而言，这种情形可以比作将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不过，如果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存在，仍然可能找到一些纯粹体力或物质的基础，那么对于智力不平等而言，这些基础是不可思议的。并不像在其它方面，这方面的平等，已经由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保证。我不是在讲教育，而是讲言论修养。言论上最轻微的不精确，都可能引发错误选择，而侵入人的生活。文学的存在，预示著文学舞台之上的相关存在，不仅是在道德的意义上，而且是在词汇的意义上。如果一段音乐仍然允许一个人有选择角色可能性，即选择担当被动的倾听者或主动的演奏者，文学作品——用孟泰尔的话说，无可救药地成为语义学的艺术品——注定使人只选择演奏者的角色。

在我看来，一个人正是应该以演奏者的角色，比以其他角色出现得更经常。此外，在我看来，作为人口爆炸及其伴随的社会更加原子化（即个人更加孤立化）的结果，这个角色对一个人而言，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我并不认为，我比自己的同龄人对生活了解得更多；不过在我看来，就对话者的能力而言，书比朋友或爱人更可靠。 一部小说或一首诗并非自言自语，而是一个作者与一个读者之间的交谈，我再重复一遍，这是非常私人的交谈，把所有其他人都排除在外，如果你愿意的话，彼此都是厌世的。 而且，在这交谈的时刻，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而无论作者是否伟大。这种平等是意识上的平等，它以记忆的形式留存，模糊或清晰，伴随著一个人的余生；而且，或早或晚，当或不当，它调整一个人的行动。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我讲到演奏者的角色，对于一个人来说要自然的多，因为一部小说或一首诗，是一个作者和一个读者彼此孤独的产物。
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在现代人类的历史上，书籍是人类学的发展，本质上类似于车轮的发明。一本书产生出来，是为了向我们提供某种观念，较少涉及我们的本原，而更多涉及人类力所能及的一切，它构成一种运输方式，以翻动书页的速度通过经验的空间。这个运动，像每个运动一样，成为从公分母中逃亡，从企图提升以前从未高于腰部的分母线的尝试中逃亡，逃向我们的心，逃向我们的意识，逃向我们的想象。这种逃亡，是向超凡脱俗的面孔逃亡，向分子逃亡，向自主性逃亡，向私人性逃亡。无论我们是按谁的相貌塑造的，我们已有五十亿人，而对于一个人而言，除了艺术所勾画的未来，我们没有别的未来。否则，前途即过去——政治的过去， 那首先是所有大众警察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