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布罗茨基诺奖演说：美学是伦理之母(2)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艺术就一般而言，尤其是文学，特别是诗歌，并非完全得宠于争取大善的斗士、教化群众的导师、揭示历史必然的预言家。在艺术涉足之处，在朗诵诗歌的地方，他们发现： 漠不关心和多重声调，代替了事先应许和全无异议；疏忽大意和吹毛求疵，代替了行动决心。 换句话说，在那些小零的位置上，在那些大善斗士和群众统领们倾向运作的地方，艺术引出了一串“句号、句号、逗号，以及一个负号”，使每个零都变成一张小小的有人性的尽管并非总是漂亮的脸。
伟大的巴拉亭斯基谈到他的缪斯，将她的特征归结为拥有一张“超凡脱俗的面孔”。
正是在取得这“超凡脱俗的面孔”上，显示了人的存在意义，因为我们正如这张面孔一样，在遗传上愿意并且能够超凡脱俗。一个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其首要任务就在于把握自己的人生，不受外来的强制或规范，不管其外表可能有多么高贵。
因为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生，我们完全明白它将如何终结。 把这个机会浪费在他人外表、他人经验上，浪费在同义反复上，那将是令人遗憾的；而更令人遗憾的还在于，历史必然的预言家说服一个人，使他可能愿意赞同这种同义反复，但既不会随他去坟墓，也不会向他致谢意。

语言，大概也可以说文学，比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都更古老、更必然、更持久。通常由文学对国家表达的厌恶、嘲讽或冷淡，本质上是永久抗拒暂时，更确切地说，是无穷抗拒有限的一种反应。至少可以这么说， 只要国家允许自己干预文学事务，文学就有权干预国家事务。 一个政治制度，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正如一般的任何制度，在定义上就是一种具有过去意味的形式，但指望将自己强加于现在（往往还有将来）。
一个以语言为职业的人，对此最无法忘却。 作家的真实险境，主要并不在于国家进行迫害的可能性（往往是确定性），而更在于发现自己被国家特色所催眠的可能性，这些特色无论是野蛮或正在改善的，总是暂时的。
国家的哲学，它的伦理，更不必说它的美学，总是“昨天”。语言和文学，总是“今天”，而且往往构成“明天”，尤其是在以政治制度为正统的情况下。文学的价值之一，正在于它帮助个人，使其存在的时代更特殊，使其区别于前人和同辈，避免同义反复——那被尊称为“历史牺牲”的命运。艺术尤其文学不同寻常之处、文艺区别于生活之处，正在于厌恶重复。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将同样的笑话讲三次，而且三次都引人发笑可成为聚会的活力，然而，在艺术上，这种作法称之为陈词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