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尔维诺：物质世界的海洋(2)

我们开始从事文学工作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在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时期。当时文化辩论涉及的那些根本性题材，现在已经显得非常遥远。当时，人们讨论的话题是，诗人应该将自己封闭在个人的内心世界里，保护这一世界，使它免受偶然历史事件的影响，还是应该参加和投身到战斗当中。二者都是为了理解自身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所采用的完全自愿、个性化和贵族式的方法。如今，我们甚至不觉得它们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别，因为它们表现出同样的特征，也就是辨认和忍受外界现实造成的伤害，并带着它进入一种消极或者积极的关系，借助一个坚硬的外壳与之对抗。对于诗人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看法，在两种倾向之间徘徊，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样，后者始终被看作一种他物，或者作为必要的参照。在一些人看来，自然是唯一可能与“我”对话的对手，是通过隐喻表现内心世界的取之不尽的资源；
对于另外一些人，自然首先是历史的反面，其重点时而是否定的（凝视着自然，对于人类的痛苦如此无动于衷，是一种逃避），时而是肯定的（摆脱了可怕的现实之后，历史应该以和谐与丰盈的自然为榜样，重新塑造自己）。
正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是二十年前，萨特在小说《恶心》中第一次尝试描写“我”的失去，那就意味着坠入不加区分的物质世界的海洋，意味着落入地狱。主人公逐渐发现，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区别消失了，镜子里他的面孔变成了一种物质，是“我”与物质之间唯一的黏合剂。不过，萨特是从“我”的角度，从意识、选择和自由出发，对这个过程进行了完整的表现。今天，我们的着眼点发生了逆转，变成这个杂乱无章的世界。

根本性的转变之一，或许正是出现在狄兰·托马斯的诗歌当中。在那里，自然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他物，类比的结构打破了人类和与他共存的生物之间的区别。不定形绘画是人类迈出的另一步，它来源于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的绵延不断的生命。
毫无疑问，在最初的抽象主义和不定形，或者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和贝克特的《莫洛伊》（Molloy）之间，词汇的使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蒙德里安（Mondrian）固守的纯净和秩序的想法，康定斯基创作时的那种烦躁，是一种主观的潮流，试图以纯净的状态表达自己，避免与客观世界的摩擦。波洛克或者沃尔斯的绘画，却是与外界和完全存在的融合，并不包含主体和他的内心世界：宇宙、自然世界、现代城市机械化的狂热，都包含在同一个符号当中。就这样，在这个世纪最初四十年里推动所有先锋派运动前进的动力，改变了它的方向。当时，以表现主义、乔伊斯、超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无法抑制的主观性之流，仿佛要淹没一切。它否定人在客观世界中的存在，以便在一条连续不断的内心独白或者自发和无意识的河流中遨游。如今的情况与此相反，是客观性淹没了“我”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