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眼看｜“自我的苦难”与作为自我反身性的“丧”——以 priest 网络小说为例解读“(15)

杨逸凡所反省的，是她在媒体中刻意呈现的一种具有连贯感的自我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个人获得了对其生活环境的反身性控制感”，因而“理直气壮”。这当然能够平衡“现实社会情境中获取自我叙事之艰难”37，达到“一点也不丧”的效果。但就像杨逸凡也会崩溃一样，在自我的反身性思考试图进一步深入的特定时刻，“自我的苦难”仍会浮现，“丧”在此时“故鬼重来”。
《无污染、无公害》中男主角喻兰川的故事同样极具典型性。喻兰川以广为人知的“风险厌恶者”设定出场，看似是因为少年时遭遇绑架的经历，实际上却与现代性下必须进行的自我规划密切相关。如女主角甘卿所说，“风险厌恶者”就是“在顺风顺水的时候，也会如履薄冰的人”38。在迅捷变动的现代社会里，喻兰川以时刻纳入新知识、精打细算的反身性生活规划，极尽所能地控制着风险。他的典型之处在于，并不指望某天能从常态化的“风险气候”中解脱。
吉登斯认为，极盛现代性带来了个体面对生活时的彻底无意义感和对存在性问题无法作答的危机，这将使人陷入无法行动的巨大焦虑与“自我的苦难”。但无处不在的抽象体系下，现代日常生活比前现代显著增加的“可计算性”，则有助于牵制这种无意义感的威胁：“令人不安的、潜在的存在性问题被内部指涉体系中日常活动之受控特性所化解。换言之，掌控替代了道德”。作用于时间的“生活规划”，也就是“对未来殖民”的“个人日历表”或“生活规划日历表”，就这样成为“以反身性方式形成的自我发展轨迹之实质内容”。39在这里，自我不仅可以“实现”，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被量化了。

如果说《大战拖延症》中的叶子璐与现实中的拖延症患者正因为丧失了以时间为奥秘、精确控制“生活规划日历表”的能力，才时常陷入于存在性问题的死亡辐射前暴露自身的巨大恐慌与自我感的崩溃（而非简单的事务性焦虑本身），那么喻兰川本人则可以被视作是拖延症患者的反写。取代了“对自己真实”“道德”的，是对量化自我的“掌控”。
叶子璐将长大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层层拆开命运的盒子，期待着自我之问落实为理想自我的具象实现，但最终一无所获。盒子里别无他物，长大即是在英雄维度的伟人故事中确证自己的庸常。而喻兰川则是那个不拆开盒子的小孩，他通过量化的自我，早早将自己与自我之问隔离。
尽管如此，高级社畜喻兰川仍要加班到半夜，灌下养生热茶才敢打开冰冷的“私人财务管理表”。priest无奈多过讽刺地写道：“‘时间管理’、‘财务管理’和‘健康管理’三位一体，都属于‘精英标配’，一个也不能少。那些规整的表格就像安全套，仿佛把生活往里一套，就能掌控节奏、免遭蹂躏似的。”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