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像(8)

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又大口吐出来，坐在办公室的转椅上向后仰去。
……
十五年的那个初冬，Z大羽毛球馆。一名看起来也是教工的男性向我走来，笑着问能不能一起打球。我见他文质彬彬，年纪应该也长我几岁，便同意了。
那是我和林奕森的初次见面。
他很卖力，打到满身大汗，虽然球技并不好。结束的时候，他问我下次要不要约一起。后来约球的次数多了，我们就很自然地成了朋友。
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学科，但我能感觉得到，林奕森也是个对科学充满了执着的人——如果不是偏执的话。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生活的真善美出现矛盾的时候，科学家是要毫不犹豫地追求“真”的，哪怕不“美”，甚至不“善”。
林奕森对我在记忆形成机制方面的研究表示出了相当的好奇心，相比之下我可能更加了解他的工作，毕竟2030年中微子显微镜名噪一时的时候，我也曾考虑过那个方向。
近百年来，人们对于记忆的探索都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如果记忆的产生和大脑某结构中的物质变化有关，那么我们应当能在施加一定的处理之后，在对应的区域观测到这种变化。从静态、侵入性的脑组织切片，到动态、非侵入的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等技术，都是在构建并验证上述逻辑链条。

随着技术的改善，短短十年间，fMRI对活动脑组织的空间分辨率就从2020年的毫米级，提升到了2030年的纳米级。人们对于大脑结构与功能关联的掌握，已经从脑区级别精确到了神经级别，实现了从介观到微观的跃进。
中微子显微镜的出现，极大改善了人们对大脑的观测精度。活体脑组织的定位精度一下又被提高了近三个数量级。然而，它却并没有带来成果上的预期突破：记忆形成的过程，即便是在中微子显微镜的精度下下，似乎也没有反映到大脑的结构变化中。全球各地的几百个实验室里，那些通过了踏板和压杆、香蕉和电流构建的抉择训练，从而获取了学习记忆的实验猴，他们的中微子扫描并没有在已知神经分支上同对照组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在短暂的、追逐偶像一般的狂热之后，我也同大多数研究者一样，搁置了中微子显微镜对于记忆机制贡献的幻景。
科学家们已经很清楚神经信号的传递机制，也很清楚复杂反射弧的精细解剖结构。然而记忆的机制，就像对向挖掘的隧道中最后一块挡在那里的巨石，让脑科学与记忆的隧道迟迟不得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