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君书】郑棋元民国向(4)

外头的事也终于有了转机，大量工人加入，罢工罢市，原本被抓起来的青年们也被放了出来，最终巴黎和会那不公平的条约没有被签下，一时好像又恢复了风平浪静。
但我感觉到，有什么事不一样了。
父亲也是这样觉得，他总对我说：“小清啊，这日子，恐怕安生不了几年了。如果有一天咱家不得不去别的地方，你会怪父亲吗？”
“只要人在，走到哪里都是家，总有一天能回来。”我宽慰父亲，我不是没有看到，父亲在考虑把家业迁去香港，听说那里还算安稳。
关老师已有些日子不再来给我上课，他说，教了我这些年，我对钢琴的领悟不在他之下，没什么能再教我的了。父亲很是尊敬他，认为他从国外留学归来是有真本事的，直说不做师生也要将他当做好友常走动，我便有了理由时不时带着礼物去看望他。
关老师最近很忙，总有好友来找他，或是与他一样的留学青年，或是工人，或是还在国内读书的学生。不知是他们来得太勤，还是我来得太勤，有时候避无可避总能撞见。
为了不打扰，我只能坐在客厅里喝着茶等候。我从小听觉不错，敏锐地听见他们似乎在说什么“国共合作”“会议”，政治上的事，父亲一向告诫我，不要参与。装作什么也没听见，我安安静静地喝我的茶，翻我的书。

北伐战争打响，上海尚得安宁。父亲却越来越愁，我时常见他坐在办公桌前感叹时事不稳、家国破碎。父亲还是决定去香港，举家搬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再回来。
我已经20岁了，尚未婚配，父亲受了些新派思想的影响，觉得这倒不算什么大事，乱世能安身就行。我与父亲开始忙着转移家业，处理生意，一批一批东西运往香港打点，母亲先我们一步过去，母亲祖籍广东，在香港也有些熟人与姊妹，总归更加熟悉方便安排。
1927年，该带走的都处理得差不多，父亲在香港的生意也站稳了脚，或许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我只遗憾，还未跟老师好好道别。
南下的车票出了些问题，不得已又要逗留一个月，父亲倒是不急，出门走访他的老朋友去了。我看着这七月的太阳，热得我有些心慌。
关老师被捕了。消息是我曾经的同学悄悄传过来的，他父亲在国民党就职，想来不会出错。我突然意识到，那些日子听到的“合作”，可能出了问题。
同学的父亲对我很是和蔼，大概是因为父亲曾与他不少合作的缘故，听说关老师曾教过我，眉头皱了皱，便允许了我探望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