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发展史-第二部-第四章(4)

刘颂就曾上表直言武帝的做事：“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饰文采以避目下之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臣窃惟陛下圣心，意在尽善，惧政有违，故精事始，以求无失。”所以综合来看晋武帝并不是一个糊涂人，他在位期间也颁布了很多好的诏令，但是碍于当时国家的状况，很多政令都成了一纸空文，前期由于东吴政权的存在，朝廷上下还有一些进取之心，执法偏严。后期统一天下后，武帝的纨绔本性开始暴露，逐渐沉迷享乐，法律、政令又有松懈，这就是晋武帝执政的一大弊端，宽不当宽，严不当严，比较随心所欲，而这一切最后都报应在后世身上，不能不说令人遗憾。《晋书·怀·愍帝纪》引用了干宝对于西晋灭亡问题的评价：“国之将亡，未必先颠，其此之谓乎！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驰之所由也。察庾纯、贾充之争，而见师尹之多僻；

考平吴之功，而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寤戎狄之有衅；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怀帝承乱得位，羁于强臣，愍帝奔播之后，徒厕其虚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吕思勉先生也在他的著作《两晋南北朝史》中评价道：“盖西晋之亡，其势既如悬崖转石，不可中止矣。此实合一群之人，积若干岁月所造之共业，非一二人所克挽回，亦非一二人所能尸其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