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发展史-第二部-第四章(2)

在晋武帝登基之后，对国家资源进行了再分配，把弘农杨氏、清河崔氏、琅琊王氏、荥阳郑氏、颍川荀氏、河东裴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等各大家族的座次进行了整合，从此这些豪族的社会地位被官方正式盖章，此后三百多年他们的社会地位稳固不摇，一直牢牢的占据着上品地位。国家统一了，士族的排位问题解决了，各个诸侯王也带兵把守在国家的各个要冲，周边的各个民族也安排妥当，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当然就是享受生活了。从此整个社会风气就完全跑偏，走向了奢靡腐化，国家也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走向了灭亡。
晋武帝时期国家政治和士族是真没有什么可说的，全国上下一片奢靡，斗富、比美、清谈、士族间的权力争斗，反正除了正事什么都做。由于此时国家已经重新统一，所以社会整体上还算是安定，但是内部危机重重，随时可能会爆炸，当然此时是没人关心的。只有一小部分的有识之士注意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如刘颂在其给晋武帝所上的一封奏疏中说到：“今阎闾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下不专局，又无考课，吏不竭节，故无高能。无高能，则有疾世事；少名士，则后进无准，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当时的吏治问题和士人清谈误国的可能性；还有杜预在关于平吴一事上所上的奏表中说到：“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指出了朝廷的朋党之弊，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不管事情是大事小，这也是我前文所说的士族的“分裂性”所致。

这些有见解的意见，晋武帝只是表示虚心接受，但是从没有认真去对待，这些有识之士意见不能被采纳，也是无可奈何。还有一类士人，他们的理想报复没有办法实现，迫于现实环境，最后只能采取放荡不羁的态度游戏人间，如《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类名士在当时是非常常见的，他们自认清高，不与世同流合污，大多也都是清心寡欲且行为怪诞，既然不能匡扶天下，那么就只好“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这不得不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其实在帝制时代能决定士人表现的还是处在权力顶层的皇帝说了算，所以当时社会风气的浮夸还要从晋武帝本人说起。晋武帝在中国历史上以荒淫怠惰，遗患后嗣而闻名。然而实事求是的讲，晋武帝在中国历代帝王之中，绝不是大恶的下品皇帝，就综合素质而言算是中等偏上的。可为什么他的历史评价这么低呢？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晋武帝只具有守成之才，却当上了开国之君。而晋武帝的帝业是承接宣、景、文三朝之利，所以给晋武帝本人造成了一种“朕一统天下，再造华夏”的假象，况且晋武帝还是一名标准的“官二代”，纨绔子弟的那些臭毛病，武帝本人一样没落下。关于武帝一朝百官之间争艳斗富的事情，已经广为人知了，我也就不做过多的赘述，我想从晋武帝的心态上来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据《晋书·何曾传》载：“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